此岸的存在，彼岸的向往(2)

　　另外，普通人在“平等追求宣告失败”而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很容易会在道德感上寻找一种补偿和平衡。这种心理投射到《第七天》中，就是“有钱人为富不仁，穷人们情比金坚”，从而得出“富人都是坏人、穷人才是好人”的结论。如此，身为普通人的读者，看到这样的结论，顿时感到十分痛快，也隐隐有着这样一种感觉：“我是比你穷，但我比你善良，所以我还是比你有优越感。”我们或许能够从心理学上找到解释：这也许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作用下的抢占“道德制高点”的行为。如此看来，《第七天》中“富人和穷人”与“坏人和好人”的对照设置，如果是作者余华有意为之，那是不是就是在迎合着大众读者这样一个聊以慰藉的精神胜利法？

　　当然，我们也看到，作者更多的笔墨，还是对平等彼岸的构建：以构建一个“人人死而平等”的乌托邦的方式，来进行现实批判。这个乌托邦，就是书中所描绘的“死无葬身之地”。在人间的世界，充满了不公、物欲、冷漠、自利，而在弱者的亡灵的世界，则是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大公”的乌托邦。但既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对“平等”这一概念的思索就难免会转变成宗教式的哲思：

　　“你在这里应该见多识广，我请教一个问题。”我说出了思绪里突然出现的念头，“我怎么觉得死后反而是永生。”

　　他空洞的眼睛看着我没有说话。……

　　我问他：“有墓地的得到安息，没墓地的得到永生，你说哪个更好？”

　　他回答：“不知道。”

　　离去时对我说：“小子，别想那么多。”

　　这样一来，就难免会削弱批判的力度，陷入宗教式的救赎，而难以进行现实上的反思。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主创造了世界，主安息了，而在他创造的这大千世界中的人类，却不得不承受生的痛苦和烦忧。我不知道余华描绘的丑恶的此岸是不是对主的质问，构建的美丽的彼岸是不是对主的追寻。屈原在无路可走时问天，我们在茫然无措时又能问谁？杨飞丢了活着的兴趣，于是在火灾爆发时不顾逃命而只是关注着李青的死因，他的鬼魂代替我们走了一圈，还是没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只好陷入无解的彼岸的哲思。就像史铁生所说：“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史铁生，《病隙碎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孜孜不倦追求的“平等”，也只能是个过程，而不会是个结果，不会有圆满的一天。

　　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当下的中国是怎样风尘仆仆地从社会灾难频发的二十世纪中走过来的，自“文革”结束以后，旧的价值体系崩溃，新的道德观念却并没有顺理成章的破旧迎新般地出现，人们发现了以阶级斗争为表现的集权主义的荒谬，却没有找到可以信仰的新的理想。加之经济制度的剧变、政府威信的减弱以及社会万状的丑恶，让人们对这个时代丧失了信心而不知何去何从。信仰的缺失与利己、冷漠以及《第七天》中不小心流露出的虚无主义两相呼应，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读者还能被《第七天》感动，不论是感动于杨金彪、杨飞的父子之情，还是感动于众生平等的彼岸世界，都是件好事。因为这说明我们还有爱的能力，还有希望存在的余地。

　　无论如何，余华对彼岸世界的构想，是为我们种下了希望的种子，虽然不知道有一天它是否会生根发芽，但心有向往终究会让我们在黑暗的闸门之下，看到一丝光明。心中有爱，才能改造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才能将胸中块垒变成实践中的行动，而不是投进一个鬼魂的白日梦中。

　　最后，让我们回到这部作品的文字本身，即阅读《第七天》时最直接的审美感受。作品文辞质朴，语句恰如其分，选取妥帖的词句描写相应的情景，采用简单的文字书写复杂的感情，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在直觉上能够体会到文字的美感。如：

　　我看见那幢让我亲切的陈旧楼房在雨雪的后面时隐时现，楼房里有一套一居室记录过我和李青的身影和声息。冥冥之中我来到这里，坐在死去一般寂静的长椅里，雨水和雪花的下坠和飘落也是死去一般寂静。我坐在这寂静之中，感到昏昏欲睡，再次闭上眼睛。然后看见了美丽聪明的李青，看见了我们昙花一现的爱情和昙花一现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