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课程决策陷阱：基于镜像政治视角的分析(3)

　　（三）幻化的民主参与和政策合法化

　　课程决策者主要将培养方案“审核答辩”作为使课程决策结果获得合法身份的象征机制，而并没有完全赋予课程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广大教师的参与权和发言权。决策者们的逻辑是：课程方案既然经过了各个层面的广泛讨论，就表明了教师们是支持这个方案的。历次座谈会的人员是由决策核心层筛选的，由于信息不对称，教师或者极少数学生的参与是表面性的、形式化的，他们仅仅可以依照决策者们商定的文本表达自己琐碎的看法，而并不能充分了解课程决策的细节以及真正的意图，决策层对他们建议的采纳拥有选择权。换言之，核心决策层对于课程的基本价值观是难以撼动的。

　　审核答辩的专家群体是这样组成的：全体校领导，相关职能部分“一把手”，各二级学院院长，其选择符合科层制的特点。对培养方案的审核理应由学术权力所主导，但实际上行政权力却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造成了专业培养方案实际制定者是一批人，在答辩时进行汇报并接受质询的是另一批人的现象。当参加者的角色变得模糊不清时，往往就会产生一些戏剧化的“虚假事件”，“它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与事情的潜在事实的联系是含混不清的。”[22]

　　由此可见，决策者们所重视的并不是座谈会或审核答辩会上大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而是主要把审核答辩程序作为决策合法化的工具，审核答辩会的审议仅仅意味着课程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参与景象，决策者们分配给教师甚至“专家”们的多是民主参与的象征性价值。

　　（四）象征利益与政策实效

　　X大学新一轮课程决策完成不久，人才培养的效果如何尚待观察，但从前文披露的决策实际过程以及学校对本次课程决策的反思来看，至少可以说，课程决策并没有完全实现预定的目标。所以，本次课程决策具有镜像政治色彩，仍然没有摆脱行政主导模式。不过，核心决策者的象征利益已经实现，通过本次课程决策，学校又站到了一个新的改革起点上，“注重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明确了‘思想品德好、专业基础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强化通识与彰显个性相结合，拓宽基础与加强实践相结合，学会学习与学会做人相结合’的‘三个结合’人才培养思路，创新了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形成”，《中国教育报》专文报道了该校“从适应高等教育转型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不断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路径……推进了课程设置优化，完善‘平台+模块’个性化教学体系”。[23]

　　综上所述，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大学与政府同构，决策多是自上而下的计划式、命令式，而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大学自主权增大，加之大学固有的学术自由等核心价值观的重启，大学决策开始渗透更多的科学化、民主化成分，但是实际上当前大学内部决策仍然残留较多的计划经济特征。因此，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参与，在政治化的政策制订过程中，大众的行为将会呈现出高度的象征性和仪式化，从而无法完全摆脱决策的“镜像”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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