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石窟发现历程述略(2)

　　建国后到文革前的这段时期，国内情况稳定，为石窟寺的调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政府开展了全面的文物普查和研究工作，对许多小石窟寺进行了调查。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列入的14处石窟和摩崖，就是在文物普查工作的基础上产生的。甘肃各重要石窟寺都设立了文物研究和保护机构，开展了全面的文物普查和研究工作。五六十年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甘肃进行了大量调查，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石窟寺，如1951年永靖炳灵寺石窟的首次发现，之后在169窟内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的造像墨书题记和大量西秦造像和壁画；1953年，史岩调查了天梯山石窟，认为这就是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所记载的北凉沮渠蒙逊开凿的凉州石窟；同时，史岩对马蹄寺石窟群、文殊山石窟也进行了调查；1957年，水帘洞石窟群重新被发现；1959—1960年，发现了庆阳北石窟寺。

　　这个阶段的石窟寺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学者们从各个学科和不同角度对石窟寺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如梁思成的《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一文，对敦煌石窟中反映的古代建筑作了专题研究；谢稚柳的《敦煌艺术叙录》和潘洁兹的《敦煌莫高窟艺术》，对敦煌佛教艺术作了研究；阎文儒的《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一文，对敦煌莫高窟的洞窟形制和塑像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研究；史岩的《麦积山石窟北朝雕塑的两大风格体系及其流布情况》一文，对麦积山雕塑不同的风格和流布情况作了分析；金维诺对敦煌的壁画艺术和题材内容作了部分考述。

　　将考古学方法应用在石窟寺遗迹的调查上，这标志着在我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初步诞生，它是由几个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科、系的师生们在组织石窟寺考古实习时进行探索的。它从全面调查遗迹、详细做好各种记录入手，进而研讨编年分期和内容分类以及地区特征等问题。1962年，宿白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作了题为《敦煌七讲》的学术报告，正式提出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问题，并阐述了其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开创性地将考古学方法引入到石窟寺调查和研究中，从而使石窟寺正式纳入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畴，创立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这一阶段出版了一些石窟寺简报和专著，重要的有《炳灵寺石窟》（1953年）、《麦积山石窟》（1954年）、《敦煌壁画》（1959年）、《敦煌彩塑》（1960年）等。这个阶段所采用的是正规的学术调查研究，同时应用了考古学的方法对石窟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四、科学考古发掘保护阶段（文革以后至现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我国的石窟寺研究被迫中止。

　　“文革”结束后，对石窟寺的研究又出现了生机，主要集中于诸小石窟寺。这一时期发现的瓜州的旱峡石窟、武威的亥母洞石窟、武山县的鲁班山石窟、合水县的安定寺石窟等，都属于中小石窟。另外，对一些重要的以前进行过测绘但不够详尽的石窟寺又进行了考察与研究。比如，1977年，甘肃省博物馆对张家沟门、保全寺、莲花寺石窟进行了详细调查；80年代，对水帘洞石窟群进行了重新考察与研究，同时对河西走廊的早期石窟也进行了测绘和调查，对麦积山石窟的部分洞窟也做了一些工作；1988—1995年对莫高窟北区洞窟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了过去鲜为人知的大量僧房窟、禅窟、僧房窟附设禅窟、瘗窟、廪窟等，出土了汉文、古代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佛经、西夏文字典、丝织品、影塑佛像、菩萨、唐卡等，这表明北区洞窟是供僧众生前生活、居住、禅修和死后瘗埋的地方，是莫高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一阶段将考古学方法广泛应用于石窟寺的研究中，运用考古学方法对石窟寺进行清理发掘、调查实测和综合研究等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获得了巨大成果，尤其集中在石窟寺的分期与年代问题上。中小石窟寺受到重视、系统科学地整理石窟寺文化遗产、注重石窟寺文物保护、将石窟寺考古学学科进一步完善是这一阶段的又一工作亮点。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