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心理测量思想述评(2)

　　我国古代有关心理测量的内容材料，虽然丰富，却比较零散，缺乏系统化和规范化。为了整理这些零乱的史料，我们拟从心理测量的目标、方法、计量体系以及影响心理测量结果的诸多因素等方面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从测量目标方面来看，我国古代心理测量目标十分宽广，具有综合化的倾向。《庄子·列御寇》中提出的9种知人之法。《吕氏春秋》中的“八观六验”，列举了知人识才的6种品评目标。西汉时期的《大戴礼记》则在“观诚”中列出了知人识才的16种品评目标。这些品评目标涉及人的思想、道德、意志、性格、智力和能力等诸多方面，也是现代心理测量的主要测试对象。

　　科举考试中，人的智能是一个重要的测评目标。科举考试注重于考生的政治见解、行政工作能力和文学艺术的独创能力的考察，以满足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需要。这些测量目标，从历代科举所开设的考试内容和所使用的考试方法上是不难看出的。然而，我国古代的心理测量目标虽涉及面比较宽广，但零乱而不系统，并且偏重于人的情绪和品性。封建统治者认为讲德最重要，才则是其次，甚至可有可无。

　　（二）从测评的方法来看，我国古代心理测量的方法呈现出多元化倾向。诸葛亮《心书》中《知人性》篇提出了7种知人的方法，从现代测量理论上看，就是给予某些情境刺激以观测所诱导出的心理与行为的反应，这属情境法范畴。

　　在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常采用的测试方法有好几种，如贴经，墨义，策问，诗赋等。这些测试方式，往往不是单独使用的，而是二种或二种以上结合使用。我国古代测验方法，除了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大量使用西方心理测量学谓之困难的情境测验法，并且用之极早。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尚书》中的《尧典》。文中记叙了唐尧对舜的5种考察方法，均是设置一定的情境，通过舜的表现，以观察其心理品质。我国古代在知人识才方面，使用情境法较多，可能与古人重视人的品性和情绪的测量有关。正如我国心理学家张耀翔所言，“品性是许多特质的综合，异常复杂；测验时当然不能像测验知能限定时间，草率从事。”当然我国古代心理测量中，也常用一些具体的单项测验，如前文中提到的“分心测验”、七巧板、九连环等等，但与前面所列举的几种测量之法相比，仅占了很少的一部分。

　　（三）从测验的计量方式看，我国古代的心理测量以定性考察为主。但考察史料，不难发现，先哲虽然不重视量化，可还是有一些量化方面的探讨，属朴素的量化思想。我们都知道，古代没有准确的计量工具，人们常用活动本身的某些数量指标作粗略估计。如《世说新语》中记载了魏曹子建七步成诗，宋刘元高一目十行。前者说明完成一种作业所需的时间，后者指一个时间单位内所完成的作业数量。这与现代心理实验中常用指标“反应时”在意义上很接近。

　　我国古代的诠选制度也含有一些心理测量的量化思想。如魏晋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将人的品行定为九等，然后按所品等人才的言行予以升降，这也可以说是对人的心理品格水平高下区分的一种粗浅的细化。唐代科举仍然实行等第制，分数制则出现在南宋初年，最早诞生于法科考试中。在宋宁宗以后，太学考试已普遍实行十分制。直到近代洋务运动开始后，同文馆等学校才开始采用百分制。

　　三、影响心理测量客观性的因素

　　刘劭在其所著的《人物志》中，从7个方面论述了考察人才时经常出现的谬误。刘劭的《七缪》大体可分为标准之谬和方法之谬。在标准方面，刘劭提出鉴定人的心理品质，不能从鉴定者本人的主观情感出发，也不能从被鉴定者的外在特征着手，又不能只听其他人的议论评价，而必须以“明为”为标准，通过考察个人的“行事”，以鉴定其心理。在方法方面，刘劭主要批判了3种错误。他认为，只有用全面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才能把握人的心理实质。《七缪》在论述鉴定人的心理过程中的常见错误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心理测量法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如客观性原则、全面系统的原则、深入本质的原则等。这些原则在今天仍有其生命力，对于现代心理测量理论的研究和心理测量工作的指导也很有借鉴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陈社育.我国古代心理测量思想述评[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4）.

　　[2]程家福，王仁富，武恒.简论我国心理测量的历史、现状与趋势[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5）：102-105.

　　[3]张厚粲.中国心理测量的发展[M].中国心理学会（编）[C].当代中国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郑日昌.心理测量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