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蒙古族文学性别研究综论(2)

　　除上述整体性研究外，围绕新时期女性作家作品展开的个案批评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80年代以来，蒙古族文坛先后涌现出苏布达、娜仁高娃、阿拉坦其木格、赛汗其其格、阿日毕吉胡等一批较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的创作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多种体裁，一定程度上以超越传统思维的方式质疑、批判了社会历史文化，艺术表现上亦具有一定的先锋性。与之相应的是，蒙古族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一批紧密结合创作实践，对上述作家作品进行探讨的论文。总体来看，这些研究覆盖面较广，切入角度也较丰富。从老一代作家敖特其木格到新近出现的陈萨日娜，都成为研究者的考察对象。具体研究包括分析创作中的性别文化因素，阐释作家的创作个性，探讨文本的主题以及提炼其审美特质等。
　　此类研究中一个较为常见的切入点，是对女作家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开掘。这一点仅从一些文章的题目中即可看出，例如：《蒙古族女性作家的觉醒》、《爱与女性意识——读赛汗其其格<海尔淖尔）有感》、《女性意识及蒙古族文学女性视角中的自我》等。在考察女性创作实践中的女性意识时，论者尤其注重对女性生命意识的探讨。具体来说，就是侧重于对女性如何“谋求女性理想化的生存方式、攫取与男性平等的生存竞争机遇、满足自我对现代生活的创造性追求，最终使自我的存在价值与自由意志在良好的生存环境中得以实现”进行分析。应该说，这样的研究思路与当代蒙古族女性文学创作偏重女性社会生活题材有一定的关系。不过，与汉族女性文学创作90年代侧重表现隐私性个人体验的写作热点有所不同，蒙古族女性文学创作始终比较关注普通女性的现实生存境遇以及她们要求男女平等的精神诉求，相关研究也很自然地比较注重这方面的探讨。
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分布地域较广，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从地域的角度考察女作家创作，也成为展开研究的有效路径之一。近年来，科尔沁“四朵花”（图拉、伊秀兰、白芙蓉、泊·乌云毕力格）、锡林郭勒女诗人以及鄂尔多斯女作家，分别成为研究者考察的对象。此类研究在探寻地域文化对女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的同时，也程度不同地注意到各地域性别文化习俗的独特构成。萨日娜《鄂尔多斯女作家与科尔沁女作家的创作特点比较》一文，在这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尝试。论者运用平行比较的方式，指出两个不同区域的女作家群之间创作风格的异同，并剖析了其深层原因。论文认为，科尔沁女作家的作品呈现出主题具有复合性、多采用自传型叙述等特征，这与科尔沁地区长期以来蒙汉杂居、该地域文学受汉民族文化及文学影响较大有着必然的关联；而鄂尔多斯女作家的创作地处高原较为单一的族群文化语境，因而在主题、艺术形式等方面较多地呈现出与蒙古族传统文学相承续的发展态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第一部将女性文学编入蒙古族文学史的教材《蒙古族当代文学史》设立专门章节，对当代蒙古族女性文学的演进历程做出了相当清晰的勾勒，并对其成就给予较高评价。作为一部高校教材，它率先在民族文学教育中引人性别视角，不仅有利于更新文学观念，而且对促进女性文化主体性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在蒙古族文学的性别研究中，尽管同上述“女性中心批评”相比，“女性形象批评”以及更为开放、包容的性别批评并不突出，但也有值得注意的成果。额尔很巴雅尔的《赛春嘎作品性别意识考察》一文，通过对现代著名诗人赛春嘎作品中女性人物及创作主体情感倾向的考察，指出赛春嘎作为深受启蒙思潮影响的蒙古族作家，其性别意识中已包含了尊重女性、认同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娜弥雅的《静景中淑女与动景里的勤快姑娘——纳，赛音朝克图与巴·布林布赫作品中女性形象之对比》以比较的方法，分析了两位蒙古族诗人笔下女性形象的异同。论者认为，造成其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个创作主体的个性、教育背景及艺术追求的不同。
　　一些年轻学子在蒙古族文学性别研究方面所做的探索同样令人欣喜。包英华的博士学位论文《蒙古族现代小说社会性别研究》，以内蒙古地区蒙古族现代小说为研究对象，将性别视角与现代认同问题联系起来，较为细致地考察了20世纪蒙古族小说文本对两性的性别象征意义的讲述和解读。论文以作家文本巾的性别关系模式为切入点，探求其背后的性别话语机制，揭示不同时期社会历史文化与性别冈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不过，由于论者较多地受制于理论预设，未能很好地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现实与创作实践，给论文造成了比较明显的缺憾。玉兰的博士学位论文《新时期蒙古族作家性别心理研究》以文艺心理学、神话一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为理论依据，分别就男作家和女作家的性别心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进行分析，凸显了两性文本各自所具有的不同的性别文化内涵，同时指出新时期蒙古族作家的性别心理具有普遍性、民族性、时代性等特征。论者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对潜隐于新时期蒙古族男性文本中的崇尚父系血统、少女情节、恋母癖等性别心理的揭示和阐发，可谓独到而深入。这些研究扩大了蒙古族文学性别研究的学术视野，也拓展了这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二
　　在蒙古族文学史中，从远古时期一直到1840年以前的文学创作，统称为古代文学。蒙古族古代文学主要由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部分构成。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萨满教祭词神歌、祝赞词、民歌、英雄史诗、叙事诗、民间故事等。这些创作“内容丰富，形式独特，真实地记录了蒙古族人民的历史足迹，充分地展示了蒙古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作家文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元代的《蒙古秘史》和萨都剌等文人诗歌创作。而总体来看，在蒙古族古代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民间文学，这一格局的形成与蒙古族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蒙古族近代文学主要指涉1840年至1918年间的文学创作。这一阶段影响较大的是尹湛纳希的小说和科尔沁民间叙事诗。
　　从性别角度出发对蒙古族古代、近代文学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英雄史诗的性别文化内涵研究，“聪明媳妇”故事解读，科尔沁民间叙事诗的性别审视，《蒙古秘史》女性形象分析，尹湛纳希作品中性别书写的考察以及女诗人阿盖公主和那逊兰保文学创作的整理与探讨。
　　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中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极具艺术魅力的女性形象，并且其婚姻母题也蕴含着丰富的性别文化内涵，因此相关研究数量较多。其中一些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例如，萨仁格日乐的《（江格尔）中的女性与“光”文化浅析》（汉文），通过民族学、文化学的考察，推翻了前人相关结论，指出《江格尔》女性外貌捕写中“光”的类比并不是简单的“比喻”和“夸张”，而是具有复杂的文化意义，进而揭示了蒙古文化中关于“光”的象征意义中所蕴含的特定的性别文化内涵。乌日古木勒《蒙古史诗英雄死而复生母题与女性主义》（汉文）一文，着重探讨了英雄史诗中女性跨越英雄躯体之后英雄死而复生的情节模式。论者指出，“神化”女性展现了英雄作为独立的社会和文化人再生过程中女性所起的重要作用，反映的是古代蒙古族人的女性生殖崇拜文化。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江格尔》中女性书写的“物化”特征展开论述。例如，王卫华的《神圣化的失语者——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的女性角色》（汉文）认为，《江格尔》“对女性角色的描绘较为复杂，女性一方面被超凡化叙述，为男性所崇拜和恐惧；一方面又被物化和束缚，失去自主意识，被剥夺话语权，处于失语状态。它反映了史诗时代中国北方妇女的历史地位及生存处境”。
　　一些研究者在比较文化学的视野中考察蒙古族英雄史诗中的性别书写，也得出了较有新意的观点。例如，赛音巴雅尔的《（江格尔）和（格萨尔）中的妇女形象差异比较谈》通过对两部史诗中女性形象的分类与对比，指出《江格尔》中的女性性格以温柔贤淑为主，而藏族《格萨尔》中的女性形象则以独特、复杂、英勇、果断为主。两种不同的人物性格其实是两个民族不同审美追求及性别理想的反映。再如，额尔敦高娃《江格尔与玛纳斯之妻形象比较研究》一文，对两个不同民族的女性形象进行系统比较，揭示了蒙古族和柯尔克孜族两个民族在文化意识及审美意识方面的异同。
蒙古族英雄史诗中，除正面女性形象之外，还有一类负面女性形象，即女“蟒古斯”（妖魔）。这些女“蟒古斯”大多外貌丑陋，性情贪婪、淫荡、残忍。故事中她们或化作骏马、美女引诱英雄，或以蛮力阻碍英雄的事业。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女“蟒古斯”的形象中蕴含着古代蒙古族人的思维特征和审美观念。一些研究者就此进行了探讨。例如，田中华子《关于科尔沁英雄史诗（布迪嘎拉巴汗）中蟒古斯女儿之气力》（日文）一文，认为史诗对蟒古斯女儿气力的描写，表现了古代蒙古族人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原始的自然崇拜文化。瓦满来在《蒙古族英雄史诗中大腹黄肤女形象探析》中指出，蒙古族英雄史诗中“肚子像房子一样大”的女蟒古斯形象，事实上是古代蒙古族人女性崇拜的一种变形，类似的女性想象与萨满教中的女萨满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额尔敦高娃《蒙古族英雄史诗中蟒古斯之妻的形象》一文认为，蟒古斯之妻的形象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蟒古斯的原配妻子，丑陋、凶恶、阴险，故事中她们帮助蟒古斯行凶作恶，强化了蟒古斯的丑恶特质；另一类是蟒古斯抢来的妻子，她们漂亮、聪慧、勇敢，想尽各种方法自救，帮助英雄消灭蟒古斯。她们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蟒古斯的贪婪、好色，另一方面反映了古代蒙古族人的乐观主义精神。陈岗龙《蟒古斯故事论》一书，通过对比分析，指出一些流传于东蒙地区英雄史诗中蟒古斯女儿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藏传佛教和“本子故事”中女将形象的影响。
　　在蒙古族英雄史诗女性形象研究实践中，额尔敦高娃的成果最为突出。自2000年起，她就开始以“蒙古族史诗中女性形象”为中心撰写系列文章。2006年又在整理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了20万字的专著《蒙古英雄史诗的女性形象文化学研究》。该著以文化人类学为理论依据，对蒙古族不同历史时期史诗中的各类女性形象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通过分析和归纳，总结其发展过程、基本特征与规律。挖掘深层的文化内涵。其主要观点为：蒙古史诗中女性形象经历了从初期具有单纯性到后期发展为复合型、从浪漫主义风格转向现实主义风格的演进过程；蒙古史诗女性形象可以归纳为巫女型、天仙型、忠贞型、险恶型等几种类型，各类形象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从审美的角度看，蒙古史诗中正反面女性形象的外貌体态、思想情感以及服饰描写，都具有独特的文化象征意义。
　　在蒙古族民间故事中，“聪明媳妇”是影响比较大的故事类型之一。这一类型的故事从属于考验型母题，情节多为可汗或牧人选儿媳妇，或者婆婆考验媳妇聪明与否。内容非常贴近日常生活，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故事中对女性才能的赞美，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的女性观相悖，透露出独特的性别文化信息。这一特性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德·巴图《聪明媳妇故事与国事政治》一文，认为该类型故事中不仅充满生活智慧，而且心系国家命运，妇女能在社稷危难之时协助国王渡过难关，并指出类似的女性想象是与古代蒙古族人的母亲崇拜及其文化思维模式密切相关的。黎明的《由聪明媳妇故事评述古代蒙古社会中的妇女地位》以《蒙古秘史》中记载的聪明媳妇故事为依据，剖析了古代蒙古族社会中的女性地位。论者认为，妇女在古代蒙古族礼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能够参与国家政治大事，在家庭中亦拥有一定的权力。
　　近现代的科尔沁民间叙事诗中，有许多涉及婚恋内容的诗篇。这些诗篇以生动的语言真实再现了科尔沁地区蒙古族人独特的婚恋文化与性别观念。因此，相关研究中亦有专门围绕性别文化因素展开探讨的文章。例如，娜弥雅的《试论科尔沁民歌中母女对立现象》首先指出，科尔沁民间叙事诗中“母女对立”书写与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对母亲形象以赞美为主的基本模式相悖，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化现象：随后从文化变迁与文学发展的角度，对科尔沁叙事诗中“母女对立”书写进行了剖析，指出“母女对立”这一特殊的性别关系模式是科尔沁叙事诗悲剧性的具体体现，也是蒙古族人民从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过渡到农业生产方式时所经历的一次深刻的心理体验的侧面再现。文章将社会文化的变动与性别因素结合起来对科尔沁民间叙事诗进行综合性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近代蒙古族性别文化特征的了解，同时也有益于科尔沁民间叙事诗丰富内涵的呈现。
　　《蒙古秘史》是13世纪中叶以前蒙古黄金家族谱系、史事的实录，也是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书面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由于蒙古族人具有黄金家族崇拜的传统，该书对考察蒙古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书中关于性别角色和两性伦理关系的记叙与描述，是了解蒙古性别文化传统之形成的重要资源，对后世文学创作中的性别表述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对《蒙古秘史》中性别书写的丰富内涵进行挖掘与阐释，意义刖具。哈斯高娃在《古代蒙古族美感探析——浅谈（蒙古秘史）中的巾帼形象》一文中，着重探讨了古代蒙古族人的性别审美观念。文章具体分析了《蒙古秘史》对阿阑豁阿、诃额伦、孛儿贴等女性形象的外貌描写与个性塑造，认为古代蒙古族人对女性的审美不仅崇尚自然外在美，还注重女性的内在道德尤其是女性对于整个族群发展的意义。敖日布的《试论（蒙古秘史）塑造的孛儿贴兀真形象》则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人物形象的艺术性，并对其在当时蒙古社会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阐释。
　　《一层楼》及其续本《泣红亭》，是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表现近代蒙古族贵族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作品对汉族文学经典《红楼梦》以及《镜花缘》等有一定程度的模仿，因此相关研究中的多篇文章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探讨。伍月《两种判词一样命运》通过对《红楼梦》与《泣红亭》中表现女主人公命运的“判词”展开比较研究，指出两部作品中的“判词”在内容、形式、表现手法、艺术效果方面都很相似。二者内容上都是对女主人公坎坷命运的暗示，形式上都采用了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表现手法上都以男主人公的梦境或者男主人公看到的命运簿来预示女主人公的命运。这种相似表明汉族经典作品对蒙古族作家的影响和两者问的渊源关系。文章以文本细读为基础，选取诗文为切入点，以小见大，颇具说服力。又如，娜木其玛在《（一层楼）、（泣红亭）与（镜花缘）比较研究》中，将《一层楼》、《泣红亭》与汉族小说《镜花缘》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等方面加以比较，认为这些作品都有比较进步的女性观，都受到《红楼梦》反封建礼教、提高妇女地位等思想的影响，但在表现方式上有所区别。此外，萨楚拉《论尹湛纳希才子佳人小说》、萨茹拉《（一层楼）、（泣红亭）中卢梅形象的多彩组合美》等论文，也论及了作者的性别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