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传播生态(2)

　　社会学中有一个“陌生人社会”（strangersociety）的命题，说的是现代社会因为人处于开放与流动中，人们的联系不是靠血缘关系和私人关系，而是靠“公共社会”的“契约法则”和“制度链条”来维系。这种“陌生人社会”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其进步性在于从政治上解放了人的思想，从经济上解放了人的活动，将人们从血缘与地域文化中带入了文化的全球化。但其弊端则在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失效，现代的丛林法则和市场法则大行其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安全感，文化疏离日益加深，文化发展形成单一性，唯利是图成为许多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

　　20世纪在西方流行的传媒文化研究理论，从媒体的社会视角、文化功能上审视“陌生人社会”的的命题问题，指出了大众传媒对“陌生人社会”形成所具有的推波助澜作用。这一理论也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传媒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中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阿多诺（T.W.Adorno）和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它主要针对传媒生产的工业化、商业化和标准化，批评大众传媒特别是广播、电影和电视对人类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他们主张以批判的立场来研究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介，“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man）是其很著名的命题。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传媒文化由于其媒介体制和工业化生产，导致了人们文化疏离感的加深，物化了人的生活，遮蔽了人的知识，僵化了人的思维，妨害了人们的自由思考和精神追求，使其成为“陌生人”或者“单向度的人”。阿多诺指出，大众传媒对商业利益的诉求与一般商业行为没有什么区别，“电影院是为极权的康采恩进行营业的，无线电广播中所宣传的商品，也都是为文化康采恩服务的文化用品；甚至个人叫卖的商品也是如此”。他们还指出，现代媒介仅仅是大众文化的一个“愚民要素”，严厉批评媒介助长了人们单向度的思维，以及现代社会的利己倾向和享乐主义价值观：“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3]“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甚至自从这种文化形式一开始作为商品为它们的作者在市场上谋生存的时候起，它们就或多或少地拥有这种性质。”[4]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以电视、广播为代表的传媒文化工业以“标准化”和“伪个人化”的方式，破坏了文化的自主性，大众文化的“大众性”并不意味着大众就有主人翁地位，相反他们被同质化、简单化和物化了，他们因此失去了辨别真假和是非的能力[5]。“大众性”包含着无限制地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成为的那类人。因此，现代人在大众媒介所代表的文化工业中成为了“陌生人”和“单向度的人”，完全没有了文化的自由选择权利。大众传媒表面上投大众所好，实际上却束缚了大众的创造力和辨别力，使人们无以发觉自己身患痼疾，从而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而沉溺在郁郁寡欢之中。大多数流行于世的需要，如休闲、享乐、广告、消费等，都可以归入虚假需要的类型，其被当成真正的需要而无止境追逐的结果是，造成个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为商品拜物教所支配，日趋成为畸形的单一维度的异化的人。美国批判学派著名传播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也曾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ComingofPost-industrialSociety）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CulturalContradictionsofCapitalism）中，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包括大众传播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剖和深思熟虑的分析。他指出，现代传播导致的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的享乐主义时代，隐含着真正严重的后果。比如，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等，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由于这种方式不可避免地是一种过头的戏剧化方式，观众反应很快，不是变得矫揉造作，就是厌倦透顶。整个传媒文化因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它本身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就枯竭得更快。

　　应该说，传媒文化批判学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媒介传播与文化的偏见和拒斥，他们关于媒介与大众文化的批判和对大众传播的全面否定是不符合实际的，一定程度上也不符合大众媒介传播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但是，拿他们对媒介文化不断庸俗化和空心化的批判来观照我们现在的新媒体传播，同样让人有振聋发聩之感。广播、电影和电视传媒文化所具有的一切“愚民要素”，在网络和手机传播全面的商业化和享乐化中同样存在且更加触目惊心，今天的人们有多少成为了新媒体的“陌生人”和“单向度的人”呢？这一点就连对网络力量大加肯定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都看到了：“因特网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还是准机器性的：构筑人类与机器之间的边界，让技术更吸引人类，把技术转化成‘用剩的设备’而把人转化为‘半机械人’，转化为与机器唇齿相依的人。”[6]“……网络是最复杂化的东西，既给人类带来了便利，又充满了恶意。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在一个无法折回的场所发表对周围的人的难以启齿的言论，强大的检索功能甚至使你能够连接到远方的人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习惯于各种各样的信息鱼贯而入，不知何处才能逃逸的时代。”[7]不可否认，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新媒体对人的同质化和异化，对文化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的拆解正在成为现实。网络沉迷的严重性，手机传播的粗俗化，新媒体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灰色利益链条和对民众的精神损害，新媒体的无度滥用让人们的理性和批判能力不断下降，许多人变得不会思考，没有文化追求，这些都被法兰克福学派所言中。秘鲁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尔加斯·略萨（VargasLlosa）对此无比担忧，他认为在电子信息时代，“电子版书籍将会使文学走向某种平庸化。比如电视，这是技术上的一种漂亮的创造，让多数人达到了目的，但是，却使内容庸俗了”[8]。比如，有人称网络时代的数据库成为了人类的“超级全景监狱”。“在网络时代，数据库不仅使公众的市场消费行为变得毫无隐私可言，而且人们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也无时不处于‘超级全景监狱’的监视之下，这种毛细血管式的监视延伸触及消费社会的整个空间，成为超级全景监狱的极端手段。”[9]2013年6月，美国前中情局（CIA）职员爱德华·斯诺顿揭露的美国“棱镜”窃听计划，曝光了美国情报机构利用互联网监视、监听民众电话的通话记录，监视民众的网络活动，隐私权受美国安全部门侵犯的人遍布世界。这正好是“超级全景监狱”最极端、最不人道的现实表现。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新媒体对社会发展的巨大的革命性贡献，就不对其“不人道”的传播行为和对文化多样性拆解和破坏的巨大负面影响进行分析与批判，以避免“单向度的人”成为社会人的主流群体，避免人们文化观念和文化追求的多样性变成为单一性，避免文化发展仅仅作为信息“全球化”工具而存在。

　　三、媒介技术能否决定人类未来

　　对“媒介决定论”或者“电子乌托邦”批评的理论，我们可以用来审视新媒体技术的复杂作用。对新媒体世界充满了无限幻想，寄予了无条件的乐观主义的期待，认为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必将把世界带入一个高度民主和自由、人人生活幸福的社会中去，是“媒介决定论”和“电子乌托邦”观点的核心。这一观点的起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英尼斯（HaroldInnis）和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英尼斯认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国家趋于自由平等，传播的平民化、信息检索的便利性以及互动式的信息交流，都成为了民主社会的推进器。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不仅开创了人们交往的新形式，发展了新的知识结构，而且会改变社会体制的形态。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传播媒介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他提出了“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和“地球村”等著名理论。他继承英尼斯的观点，过分强调媒介技术决定一切，认为人类有史以来每一种新的媒介技术的产生都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媒介技术特征的改变甚至比媒介内容还重要，电子媒介由此重构了人类思维与行为的“尺度、速度、模式”，也重构了时间和空间，媒介形式的变革导致我们感知世界方式的变革，从而带来社会形态的变革。

　　媒介技术能够决定人类的未来吗？早在19世纪，英国小说家和科学家赫胥黎（AldousHuxley）就对人类技术发展的未来作出了较为悲观的预言。他在科幻小说《美丽的新世界》（BraveNewWorld）中写道：“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因为‘老大哥’（即独裁者）之过，而是人们自己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他非常担心人类的文化在工业技术飞速发展下会成为充满感官刺激、物欲无度和没有规则的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会被自己崇拜和热爱的东西所毁灭。赫胥黎的预言或许正在成为现实。新媒体飞速发展以来，有许多传播学者对“媒介决定论”或者“电子乌托邦”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们夸大了媒介的作用，没有看到媒介的负面影响或者说其对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破坏作用。美国传播学家罗伯特·福特纳（RobertSFortner）就指出，依靠听说进行交流的村落生活关系密切，村落里的人们彼此认识，相互了解，还分享生活环境，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历史观和知识，人们之间的关系融洽；而所谓的现代媒介世界（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中的人们彼此冷漠和互不了解，信息流动极不均等，亲密关系是有局限性的、虚假的。这在虚拟社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传播学家席勒（HerbertI.Schiller）也质疑了那些认为新传播技术将给全人类带来更民主、更多元的理论。人们总是用用户增长了多少倍这样的数字来描述互联网的发展，又拿这些数字与电话、广播电视的普及速度相比较，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自1995年以来，这些数字都显示了互联网的成长速度惊人，一次又一次，各种数字引起了人们的惊叹，互联网带给人们狂欢。在这些欢呼声中，席勒指出了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具有复杂性，同时对网络引起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互联网迅速扩张之时，由跨国公司和市场逻辑所支配的权力关系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原已极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包括信息与传播秩序，如山似海的网络信息里充斥着西方的各种话语，如消费主义的泛滥、两极分化的加剧等。美国学者李·西格尔（LeeSiegel）就在他写的《对抗机器：电子哄客时代的人类生存》（AgainsttheMachine：BeingHumanintheAgeoftheElectronicMob）一书中指出：新媒体传播力虽然极强，但媒介技术并不能决定人的美好未来，如果互联网技术成了满足我们即时欲望的幻象世界，人类就会在其中迷失自己。“新技术企业的大佬们总是高举着民主与自由的大旗，模糊着商业和技术的界限，将我们一步步拉入幻象的世界，我们自己，则日益被自由和个性所控制，似乎一时间满足了个人的欲望，殊不知正好迎合了机器所需。网络如果超出了工具的意义，变成自足的万有世界，人类便将终在其中迷失自己。”[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