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媒介批评述论(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化报刊在诞生之始，为了迅速占领中国读者市场，报刊主持者除了在新闻实践中采取各种吸引读者的办法外，还积极发表评论，即利用媒介批评，将近代化报刊与中国邸报、京报进行比较，来争取人们的认同。如《申报》在初创刊时，曾接连发表过《邸报别于新报论》（1872年7月13日）、《论中国京报异于外报新报》（1873年7月18日）等文章，阐释两者的区别：“中国之邸报与之各别者，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闻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恶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史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其事虽殊，其理则一，其法虽异，其情则同也。世之阅邸报新报者，当不以予言为河汉也。”[16]这些比较性的阐释，一般不直斥邸报、京报的落后、保守、陈腐，而是说两者各有所长，指出了两种报纸的区别，抓住了要害，论证显得非常巧妙。特别是它所说的近代报刊下情上达的舆论功能，反映出两种报刊的时代差别。这样阐释很能为当时的中国广大读者所接受，在凸显《申报》优点、争取读者方面甚为有效。该报创刊不久，发行量就迅速上升，成为上海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在近代新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之际，中国邸报与京报被时代遗弃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更为重要的是，以近代新闻实践为基础，借助西方新闻理论资源，中国古代媒介批评顺利地实现了话语和视角的转换。

　　中国古代报纸产生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是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自然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伴随着中国古代报纸，中国古代媒介批评也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的历程。明清两朝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中，虽然也曾经存在为新闻传播争取生存空间的声音，但还显得较为零散、微弱，西方新闻理论虽然在清朝后期输入华土，但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媒介批评的主体内容基本上仍是官方政治意志和意识形态的直接表达。批评视角单一，媒介批评窄化为单纯的政治批评；批评方法简单，主要是通过有权力依托的官方话语，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政治判决和道德定性，是这一时期媒介批评的主要特征。

　　[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史（1815-1949）》（12YJA860005）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沈瓒.近事丛残[M]//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3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4]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81.

　　[5]明史资料丛刊：第三辑[M].南京：江苏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91.

　　[6]万历邸钞[M]//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84.

　　[7]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九[M]//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76.

　　[8]天府广记：卷曲10[M]//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84-85.

　　[9]祁彪佳集[M]//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85-86.

　　[10]蒋良骐.东华录[M].乾隆二十六年五月戊午日上谕.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咮批谕旨》第十七册引雍正五年二月浙江观风俗使王国栋奏。

　　[12]《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四，及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四年五月庚子条。

　　[13]《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四，雍正四年五月庚子日谕旨。

　　[14]《遐迩贯珍》第1号，1858年8月，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引。

　　[15]记英人论去岁灾事[N].申报，1877-05-02，第1538号.

　　[16]邸报别于新报论[N].申报，1872-07-13，第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