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推崇的国学入门书(2)

时间:2014-03-07 16:29 来源:www.fabiaoba.com 作者:钟岳文点击: 次

　　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的工作始于咸丰十年（1860）二月，到闰三月间完成。时间看似很短，其实前期准备工作长达近十年，这其中固然有军务政务繁忙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与他在谨慎和深思熟虑之下，认为选文不能轻易为之的心理有关。该书收罗文章十分广泛且不拘一格，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体现了编者的治学之道及“经世致用”的思想。

　　毛泽东对《经史百家杂钞》十分推崇，这反映在他写给萧子升（毛泽东在湖南省立一师读书时的校友）的一封信里。信中，毛泽东说，要通国学，必须先从研习国学常识入手，而要研习国学常识，首先要做的就是选好入门书。入门书的标准应该是：在体式上，必须是包孕、萃集许多古籍的综合性书籍（“孕群籍”）；在内容上，必须包括万事万物、方方面面（“抱万有”）。毛泽东还做了个比喻，说这样的书，犹如支配树枝的树干、统帅士卒的将领，是有着提纲挈领的功能的。这番论述后，毛泽东便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国学入门书——《经史百家杂钞》。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推崇这部书呢？

　　首先，他对这部书的编选功力非常赞赏。信中说“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抡”者，选择也，就是说这部书已经把从上古到清代经、史、子、集四部中的精华都囊括了。

　　另外，毛泽东还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可见，毛泽东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可贵，是因为此书一改《古文辞类纂》只重“文”之弊，而做到了“道”与“文”并重，所谓“道”其实就是治国理政之术。毛泽东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这两部书，理当赞许《经史百家杂钞》。

　　曾国藩为什么要编这样一部书？

　　《经史百家杂钞》问世前，社会上流行的古文选本已经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等。那么，身为朝廷重臣的曾国藩为什么还要亲自选编这样一部书呢？这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曾氏个人理想上寻找原因了。

　　清朝晚期政局衰落，经济实力落后于西方国家，相伴而来的便是文坛崇尚“华而不实”之风，许多文人学士都停留在吟诗作赋的虚无幻想中，或是为了仕途追求空谈之学。文坛的空疏风气加剧了晚清政治、经济的衰落，清朝统治出现了危机。作为政治家兼文人的曾国藩，洞察到学术风气转变的重要性，提倡“经世致用”的理念。达到这个目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通过教育的方式来激发文人志士经世报国之心。然而，当时社会中流行的古文选本多重文辞而少有“经世济民”思想，因此，曾国藩决定亲自编纂一部“文”“道”并重的古文选本，这就是《经史百家杂钞》。

　　此外，文人出身的曾国藩，一直苦心专研古文。他发现《古文辞类纂》对文章的选择和分类是有偏颇和缺失的，而自己对古文分类、古文体裁也有着独特的见解。正如著名作家唐浩明所说：“曾氏自己多次说过，他对古文下过苦功夫探索，有独到的心得体会。他甚至担心若过早去世，他的寸心所得有可能成为广陵之散。”正是这种文人情怀，使曾国藩想将自己一生所学、所悟、所感，编写著作，留给后人。《经史百家杂钞》的苦心编纂，正是他这一抱负的体现。

　　当代人应如何读这部书？

　　读《经史百家杂钞》，首先应体会其中“经世致用”的思想。曾国藩所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作为朝廷重臣的曾国藩一心想挽救清朝的颓势，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支持洋务运动。《经史百家杂钞》这部书也一改此前古文选本只重文辞的偏失，将学以致用的思想融入其中。例如，曾国藩减去了《古文辞类纂》中内容较空泛的一些应酬文字，又增加了“叙记”“典志”两类文体，因为“叙记”多讲历史史实，可以以史为鉴，“典志”则记述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又如，他选《尚书·洪范》一篇，因为此篇讲的是商代统治者的统治经验和治国道理；他选《魏绛谏伐戎之辞》和晁错的《论守边备塞书》等篇，是来暗示当时统治者应如何处理同列强的战和关系；等等。

　　其次，《经史百家杂钞》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汲取国学知识的有效途径。曾国藩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学问家、文学家。他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读书品文时的眼力非常犀利，评断之语也相当准确，有人评其为“文章学问，卓绝一世”。这样一位学养深厚之人所编的书必定蕴含丰富的知识、价值和魅力。另外，曾国藩常常告诫子女要做读书的种子，并精心推荐了书目或篇目。但这些书目或篇目，都是零散的，不易查找。而《经史百家杂钞》则将古代经典名篇集中起来，形成了一部系统性很强的国学读本。曾国藩推荐的一些古书，《经史百家杂钞》不仅选了其中的一些篇章，更将这些篇章系统地归入某一部类，使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些篇章在整个古代文章中的位置。因此，读了《经史百家杂钞》，就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并汲取国学中的精华。

　　谈到阅读这部书，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借鉴。他说：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简单说来就是：先读《经史百家杂钞》中的一篇，再读此篇所在的原书，读原书时要细读若干篇，然后及于原书全体。这样就可以获得比较完整的国学常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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