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价值

　　无论就20世纪30年代来说，还是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实践论》都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哲学的成就凸显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的同时，也给贬抑毛泽东思想的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实践论》的质疑由国外波及到国内，最强音莫过于认为“实践论”沿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框架，贬损“实践论”的理论独创性，从而动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成果的在继承原生状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合法性、正统性。如果仅仅抓住那段历史的表层现象和哲学的本本，这个论点似乎很能站得住脚。其一，自苏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最初范本确实来自于苏俄的“二手材料”，而且这种间接的认知还是极其有限和片面的；其二，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他在青年时期就受到了各种包括唯心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等非正统思潮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毛泽东甚至没有党内很多其他同志那样的赴俄进修的经历；其三，毛泽东的包括《实践论》与《矛盾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确实成稿于认真研读西洛科夫等人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上册）等教科书之后，与当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结构与内容上具有一致性，甚至它们的一些章节亦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其四，考虑到《实践论》的直接创作目的就是为了在抗体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程，对现有苏俄理论家的哲学体系与论述方式，也是讲稿形成的必要途径。

　　纵观《实践论》全文26段，就会发现其丰富的哲学内涵，但是《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不在于某个观点，而在于它的中国个性以及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个性的现实意义。与传统哲学以及苏联教科书注重认识论不同，毛泽东实际上并不关心世界的物质性，也就是说毛泽东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都实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兴奋点的转，由本体论转移至认识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正处于各种思潮交织的时代，中国不是缺乏纯粹的高深哲学思想，而是缺乏解决国家转型的实际思路，理论的传播与社会革命往往具有一批共同的主体。如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一样，毛泽东认为改造世界比认识世界更为重要，这也是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毛泽东十分强调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当时译为论理学）相统一的思想的原因。毛泽东说，“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

　　有人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这句话至少揭示出时代的激变、中国的转型与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呈现出的巧妙呼应。从这个角度出发，与其纠结于《实践论》是否能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性真理这个问题，不如考察一下毛泽东在从中国式的文化视野解释、运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做出的贡献。

　　毛泽东善于用中国式的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得以真正发挥作用的前提。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的知行观与王夫之、魏源、陈天华的知行观，可以说有着明显的联系，毛泽东借用湖湘学风的知行观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进行了中国式的解读。他用带有湖南味的话说：“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种人民大众能够理解的表达方式论证了中国一些不符合教条的革命道路的可行性。

　　《实践论》的哲学形式容易让人忽略中国革命者一以贯之的反教条主义精神。坦率地说，忽略创作《实践论》的现实社会环境与学术资源储备，从单纯的理论创见上评价《实践论》是非历史的做法；仅从这篇哲学理论讲稿与苏联教科书体系在框架上的相似性出发，忽视它的中国化意义，甚至做出“照搬照抄”的定论是武断的。相反，毛泽东正是通过这种环绕中国问题的咀嚼、消化，毛泽东把这些外来的哲学资源中国化了，他正是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先锋。讲稿的理论教学目的遮蔽了它的现实指向性，而毛泽东研读苏联教科书的同时，留下的大量批注，则可以作为同一时期的文本群提供最有利的证据。例如，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绪论《哲学的党派性》时，毛泽东共写了12条批语，其中就有8条直接关涉到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解答，其中包括“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的观点。又如，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注重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对立与转化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用更多的篇幅对当时中国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厚今薄古是容易的，却也是可笑的、遗憾的。无论如何，解读毛泽东及其文本的底线是记住毛泽东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历史潮流的推浪者，有着永不可推翻的历史合法性；他又是一个人物，而不是一个只供膜拜神，也不是一个具有原罪的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