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农村电影的伦理冲突与启蒙意识(2)

　　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题材影片中，“女性意识”的觉醒表现为接续她们先辈“五四”时期就已经开始做的工作，用启蒙主义精神反抗现有的“封建”秩序，因此80年代也被有的学者概括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④。不过，在80年代的家庭伦理变迁中，还掺杂了社会转型期的特有因素，即经济意识已经开始深入到农村的普通家庭，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动摇和转换，而此时的家庭伦理冲突中女性不仅需要自己的爱情，还需要现代文明带来的新生活。《野山》中的灰灰和桂兰、禾禾和秋绒是两对夫妻，在经济潮流的涌动中，退伍军人禾禾不断折腾闯荡，吸引了对城市现代生活向往的桂兰，而保守的灰灰则与秋绒产生了好感，最终两个家庭“重组”。影片中两对夫妻间的伦理冲突既是个性和经济上的，更是现代社会带来的对未来的憧憬，而其中的桂兰，不满足于现状，追求的是更为现代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她的精神气质中已经带有不少现代主义的气息。
　　三、农村、城市与现代化
　　乡土社会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城市文化之间产生了矛盾，既是社会进程中的普遍问题，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特殊问题，这个转型时期对旧有秩序的破坏力度强度很大，也反映在家庭伦理的冲突中。由于缺乏启蒙视野，当时的影片难以形成鲜明的价值观，在道德和现代追求之间很难选择所谓正确的道路，这正是转型期文化的混乱与杂糅特点的内在理路。启蒙意识成为80年代躁动的文化环境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但是由于微弱乏力，经常遭到误解和反对。
　　影片《人生》中的高加林出生于农村，却不愿留在黄土地，一心想在城市中扎根，过上现代的生活，这是城乡对立时期农村人的合理愿望。高加林与城市姑娘黄亚萍生活方式相同，情投意合，但是却面临如何对待他乡村的恋人巧珍的问题。影片《人生》中的伦理冲突在当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有观点强烈地批评高加林，认为他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不应该放弃善良的巧珍，这其实是在简单的感情层面对一个“负心人”的批评，而没有在启蒙背景下考察高加林的心理。如果说到问题的根源，高加林与巧珍的冲突应该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间的不平等和差异，并非个人情感方面的好恶。由于影片的时代局限，无法将高加林对现代文化的追求作为启蒙意识的表现，因此遗憾地采取了批判态度，但是从高加林刷牙、用漂白粉等细节，还是能够看出启蒙意识正在逐步深入农村的日常生活。从未上过学的刘巧珍喜欢高加林，也正是因为他是个“文化人”，身上有现代气息。面临高加林同样困境还有《乡思》中的李鸣，已经厌倦农村生活的他能够进城顶职后，就要求同贤惠的农村妻子周凉姑分手，凉姑为了李鸣能够有一个好的前途和生活，同意了李鸣看似不合伦理的要求。
　　城市文化固然意味着现代启蒙精神，但是其中也有注重实利和人情冷漠的一面，因此，在城乡间发生伦理冲突时，80年代的农村影片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批判城市。《乡情》中善良的农村妇女田秋月养大了抱养来的儿子田桂后，找到了城里的他的亲生父母，她和儿子却遭到了田桂生母廖一萍不公正的对待，而田秋月又发现廖一萍竟然是自己当年曾经救过的革命者。城乡间的对立被装置在伦理冲突之中，对农村的善良想象也压倒了对城市文明的张扬的一面。《村路带我回家》中的伦理冲突就是城乡人格冲突，影片中叶叶是嫁给了农村青年的知青，在丈夫不幸去世后，她面临农村复员兵金召和回城知青宋侃的追求，最终拒绝了已经变心的宋侃。“回归农村”成为农村题材影片中城乡冲突的基本解决方式，反映了8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而期间的伦理冲突，也处于左摇右摆的局面。
　　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影片中的伦理冲突颇具象征性，实质是政治冲突、人性冲突和城乡冲突的外化，而解决方式中启蒙意识的逐渐渗透，其中既有受阻和矛盾，也有突破和挣扎，显示出80年代独特的时代特点，而进入到90年代后，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兴起和展开，农村题材影片和启蒙意识又呈现出不同的状貌。0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