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农村教育的当代启示(2)

　　《东方杂志》中一篇名为《论地方自治之亟》的文章提出，“居今日而谋自治，其必以教育为第一义乎！今之有司，亦知普及教育为考绩殿最之要举，而尽力提倡之矣。特其所蕲向者，在形式而不在精神。……吾民族能力之所最阙者，一则治生之术未周。故农工商业之初级，所当急为讲授，以期于野无闲民也。一则尚武之风未振。故技击战阵之浅术，所当亟使练习，以期于能御寇贼也。能是二者，则自治之要素已完。然后制丁税以充经费，开议会以明权限，举公民以黜游堕，定法制以适土宜，而自治之基础大定矣”。

　　“培养农村新式精英”确是当时四大杂志普遍反映的问题。乡绅作为乡村社会的精英阶层具有两种能力：传承传统的民主精神和以中国传统伦理教化民众。

　　我国古代乡村一直推行乡村直选，把乡村的管理权交给高素质乡村精英阶层。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乡村自治事实上是一种乡绅自治，这种传统的民主精神由乡绅阶层代为弘扬传播。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乡村自治制度——保甲制度被废除，代之以生产队模式的乡村组织形式，致使乡村传统的三个“基石”相互平衡和制约的机制被打破，乡村宗族势力在没有保甲制度和乡绅阶层的制约后，消极作用不断显现，主要表现在：影响村民自治制度的发挥；不利于乡村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阻碍乡村村民公民政治主体意识的提高。究竟应如何发挥宗族的良性作用，本文认为必须培养有别于传统社会旧乡绅的新式农村精英。

　　乡村精英阶层在沟通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关系具有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他们对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方面的作用不可抹杀，但是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变革，农村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的易弦更张后，早已丢掉了已经趋于成熟和完善的植根于中国土壤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21世纪后，国家出台了众多的政策法规，如“大学生村官”“选调生”等，他们的确给了人们很多的期待和希望，期待和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起作为乡村精英阶层应承担的重任。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他们的文化修养、素质、地位与古代的官员以及府、州、县学生员相比，难以望其项背。

　　乡绅在近代逐渐没落与近代农民运动和土地改革不无关系。人们在掀起土地改革运动，惩治土豪劣绅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将惩治对象扩大化了，很多具有儒家情怀的乡绅受到打压。这就造成在土改过后，乡村和政府之间出现了结构断层和权力真空。乡村社会因乡绅阶层这一环节的断裂，陷入了混乱无序的局面，国家迫于无奈不得不将政权全面下移，从县级下放到乡级。这样做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一方面加大了财政支出，给政府造成压力；另一方面，却又影响了仅有的为数不多的乡村精英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此外，城乡人才流通机制的僵化也是导致乡村精英只出不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必须承认和面对一个事实，土改之后到现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由于历史原因缺乏乡绅精英这个具有纽带与桥梁作用的中间环节的阶层已经多年。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痛定思痛，打破这个局面，把乡绅阶层这一环节衔接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呼唤新时代的乡村精英出现，否则乡村社会难以和谐有序。另外，政府的权力触及乡一级也是影响乡村精神发挥积极性的重要原因，我们要培养乡村精英就必须要求政府还权于社会，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可以发挥乡村精英的积极性，让他们带领乡村民众走向富裕和谐之路。

　　新时代的乡村精英如何得来？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复原军人和返乡大学生是不二人选。复原军人受过正规的训练，具有较强的身体素质和纪律观念，他们是目前拥护村民自治的重要力量和安全保障；大学生村官近几年在科技兴农和基层管理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随着免费师范生政策和特岗教师政策的推行，来到农村的中小学教师也逐渐增加。

　　三、促进城乡人才的循环流通

　　我国古代“四民社会”存在了几千年，不是没有道理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通过科举制形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循环系统，古代并没有明显的城乡差别，这可能是其重要原因。现代社会，随着城乡问题的凸显、矛盾的涌现，全社会逐渐把目光转移到城乡教育差别上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行政的干预，城乡二元对立较之以往逐渐弱化，这为我们重提人才循环系统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的良好契机。

　　如何促进城乡人才的循环流通？因袭古法，首先鼓励离职退休的公职人员返乡，这为新式精英这一环节的重建打下基础，这是促进城乡人才良性流通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中国以农立国，土地、故土在人们的心中有种特殊的情感，中国古代的农民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跻身官僚阶层，官员辞退之后往往最终都会选择“告老还乡”，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在古代乡村社会从无缺乏栋梁之才之忧。

　　近现代以来，由于城乡二元对立的加大，户籍政策的改变，高考转户口等政策的出台，客观地或者说毫无意识地导致城乡流通机制不畅，“逃离农村”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共识，这样乡绅阶层少了一个主要来源。因此，当前完成城乡人才循环流通的疏导工作主要应放在鼓励离退职的公职人员返乡上，这是促进城乡人才良性流通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