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理论、现状与反思(2)

　　3.交通、电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是形成"逆城市化"的技术因素。高速公路、电子通讯等高技术交通和通讯手段，大大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为人们的出行和信息沟通提供了巨大便利。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更是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使人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办公室，都可以随时随地办公、娱乐和购物。这些科学技术因素不断发展，使很多人白天聚集于城市，晚上分散于乡村成为可能。
　　4.人口老龄化、国家城市发展政策等原因是形成"逆城市化"的客观原因。目前，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老人的生活习惯不同于年轻人，他们退休之后大部分不愿在人口众多、住房紧张、各方面都供需困难的城市里安度晚年，而是希望在乡村优雅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和慢节奏的生活方式中生活。因此，在这些国家，许多老人退休后就迁居到农村。同时，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城市化快速发展给城市生活带来的压力，用政策鼓励发展郊区和卫星城镇，吸引部分城市人口迁移到郊区和乡村，形成了人口迁移的"逆城市化"。
　　二、我国的"逆城市化"现状
　　发达国家进入"逆城市化"阶段，是在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主动选择的向小城镇和农村靠拢。反观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目前虽然也有部分地区城市人口向郊区或农村回流的现象，但这种回流并不是人们的自由选择，而是束缚于户籍的非正常流动，与真正意义上的"逆城市化"还相去甚远。
　　（一）土地价格制度导致的反常"非转农"现象
　　近年来，在中国人口流动最频繁区域之一的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的数量持续下降，甚至出现了有些人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农村的现象。而从更大的范围内来看，许多地方的农民工也开始离开大城市，回家乡发展。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年城市郊区也逐渐纳入城市化的范围，城郊土地价格暴涨，农民的土地和房屋将纳入拆迁的范围，把户口放在农村可以在拆迁补偿上获得收益。尤其是在村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本村户口还能分享集体经济的收益。这是由国家的土地制度决定的。我国目前号称执行的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制度，国家划定了18亿亩的耕地红线，要求无论怎么征地，都必须保持18亿亩耕地的总量不动摇。为了执行这一政策，征地和土地转让，政府是严格控制的，再加上各地政府为了让土地能够卖出高价，都心照不宣地执行"非饱和供地"策略。在这一制度架构之下，土地的供给就不能有效满足市场的需求，地价会越来越高。征地只会从城市近郊开始，因而，城市近郊的农民能够获得更多的征地收益。
　　（二）农村户口升值引发的公务员主动进村"当农民"现象
　　在就业压力增大、无数人争考公务员的当下，浙江义乌市前些年却出现了部分公务员把户口迁入农村，愿意"当村民"的现象。拥有公务员身份的群体之所以选择"下乡"，既不是因为农民地位提高了，也不是因为农村生活环境改善了，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附着在农村户口上的巨额的经济利益。比如在义乌市，如果本人户口在农村，旧村改造就能分到108平方米的宅基地，可以盖起4层半的房子，这样，每年仅房租收入就可达十几万元。除获得宅基地、盖房子的利益外，农村户口还可以拿征地补偿费，并每年从村集体资产出租、物业等经营收入中获得分红。一纸农民"名分"，使他们既可以凭公务员身份在政府机关获得相应收入与待遇，又可以以农民身份在农村获得征地补偿、参与村集体分红、享受旧村改造政策，这其中的巨额利益诱惑，才是部分公务员选择把户口迁到农村真正原因。
　　（三）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昂、社会保障不到位造成的被动"逃离北上广"现象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量农村务工人员涌入城市，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可随着一线城市生存压力加大，从农民工到普通大学毕业生，许多人开始对大城市失去了兴趣。据潇湘晨报联合大湘网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四成受访者有过从一线城市"逃"回二三线城市的经历，从城市"逃"到集镇和农村者也不乏其人。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此，有关专家曾指出：城市吸纳进城人员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又希望尽量少的承担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进城者长期在收入标准低、生活质量低、保障水平低的社会底层徘徊，被日益边缘化。再加上高额的房价与不断上涨的物价，使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和从农村奋斗出去的大学生难以实现在城市里扎根落户的愿望，不得不被动选择返回农村或二三线城市生活。
　　三、对中国"逆城市化"现状的反思
　　目前出现于我国个别地区的城市人口反流郊区或农村的现象，对于缓解城市的人口压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就业环境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从城市化进程理论和我国"逆城市化"的现状来看，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城市人口反向流动，与真正意义上的"逆城市化"还有很大差距。只有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城市环境保护，注重城市资源集约利用，才能不断提升我国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
　　（一）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使城乡居民基本权力均等化
　　我国的"逆城市化"现状表明，户籍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户籍改革本身其实并不复杂，真正难以触动的是附着于户口上的利益分配格局。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住房、消费（如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籍有不同的待遇，人为地把本应平等的公民身份划分成了三六九等，使得人们在变换工作、跨区流动时，不得不考虑自己户口上所附着的各种利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人口的自由流动。此外，城乡之间因个人户口关系而享受不到对等的社会保障待遇，也让社会公平原则蒙灰。要推进城市化，尤其是加快中小城镇快速发展，必须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切实剥离附着于户口上的各种利益，让生活在城乡的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平等的社会化公共服务。
　　（二）不断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让城市各阶层平等享受城市化发展成果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这其中，广大进城务工人员、大学毕业生的作用功不可没。但这些为城市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阶层，在进城后的社会待遇和基本保障方面却与城市居民有着天壤之别。由于与城市化发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公共福利等各方面的构建还不到位，均等的保障制度、社会服务还没有建立，使很多城市的流动人口，其中包括一部分大学生，难以摆脱生活成本高、个人收入低这一尴尬境况，不能很好地、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不得不选择返回农村老家或到二三线城市奋斗。要科学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政府就应该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农民工、大学生毕业等进城务工者申请保障性住房创造条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供就业扶植服务，使进了城的农民工、大学生毕业生和本地城市居民能够真正地享受到实质上的平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