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野下的《致青春》(3)

　　霍尔认为，编码的信息一经传送，编码者便对其失去了控制权。受众即解码者则根据自身的语意环境对符号的意义进行解读，这便产生了符号解码时的多义性。根据经典的“霍尔模式”，可知传播不仅是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直线行为，在此过程中无论编码还是解码都有其自身的决定因素与存在条件。霍尔提出的三种解码立场分别为：“支配—霸权立场”，它假定受众的解码立场与传者的“专业制码”立场完全一致，这使得二者得以和谐沟通，使符号的意义按原先设定的框架被解读和理解；“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意味着既不完全同意，亦不完全否定，即承认传者支配的权威，也重视语意环境或自身的特殊情况，传播始终处于一种商议的过程，这代表了绝大多数受众的解码立场；“对立码”即观众能够感受到编码者的意图，但仍然选择自己的解码立场，这种解读方式使得受众根据自己相关的经验和背景从符号中读出不同于编码者意图的新信息。影片《致青春》因其采用了受众理解并熟知的符号（与青春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事情、物件，以及与之相对立的社会现实生活），且编码者与解码者所处的语意环境大致相当（以内地观众作为主要的目标受众，拥有大致相同的青春记忆），使得这一传播行为的解读过程介于“支配—霸权立场”与“协商代码”之间，符号所传递的意义得到较正确的解读，取得了较成功的传播效果。青春处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不可替代的位置，所有人都曾憧憬过她，迷恋过她，追随过她，亦终将逝去。正如影片中提到“青春是用来怀念的”一样，她深藏在岁月的记忆里。赵薇首部执导的影片《致青春》，因其合理运用了霍尔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相应的格雷马斯的符号语义论的传播学领域的知识，将主创人的思想、情感、观念等以观众所熟知的符号为载体进行传递，并将深层次的多重意义隐含在看似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中，通过反义、蕴含以及矛盾的关系将意义以辐射的结构多层次的展示出来，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1]徐子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票房奔七亿[N].城市晚报，2013-05-13.
　　[2]（英）斯图亚特·霍尔.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译码[M].中外名著导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3]（法）格雷马斯著.吴泓缈译.结构语义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