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公开性改革中的报刊失控及影响(2)

　　再次，反对党派成为办报的主导，苏共报刊江河日下。《新闻法》颁布后，许多反对派报刊通过登记注册取得合法地位，他们利用报刊攻击苏联社会制度和苏共政权合法性，煽动工人罢工等，而苏共报刊却一步步衰败。“8·19”事件后，一些苏共报刊或遭到停刊，或标榜独立，连《消息报》都宣布脱离政府机关报的性质，取消了报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报刊失控给苏共改革和苏共政权造成恶劣影响，苏共深陷舆论危机，丧失了对舆论的调控能力。由于戈氏的报刊政策过于注重“松”而忽视“紧”，报刊的发展越来越难以控制。报刊不断发文质疑苏共政权的合法性，反对党派趁机煽动舆论，意图利用民众激烈的反共情绪来扳倒苏共政权，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苏共虽然意识到新闻业的失控倾向，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却未能阻止局面的失控。
　　舆论危机最终上升为苏共政权危机。报刊对斯大林等领导人的罪行揭露和夸大使苏联历史沦为一部罪恶史，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加上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民众对苏共政权更加反感，苏共的领导地位不断动摇。据苏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88年退党人数为1.8万，1989年为14万，1990年上半年退党人数就达37万。[5]”
　　一些民族分裂势力趁此要求独立，如《俄罗斯文化报》等报刊不断发布言论，要求俄罗斯民族独立出来。民族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91年9月20日，《真理报》报道称苏联有150万“内部难民”和“流亡国外的人”，其中俄罗斯有15万。这些难民是政治动乱、民族矛盾的牺牲品。
　　三、苏联报刊失控的教训与启示
　　苏联报刊失控在苏共解体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新闻公开性改革中，一些不合理的措施，过度的新闻自由，急于求成的心态等都是造成报刊失控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改革时期的社会本身就充满变数，这更扩大了报刊失控导致的消极影响。苏联改革中的报刊失控给新闻改革提供了一些启示。
　　第一，新闻改革要适合本国国情。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新闻公开性改革类似于早期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他不断减少直至取消政府对报刊的干涉，认为理性会战胜谬论，却对滥用新闻自由的惩处力度不够。《新闻法》的颁布使苏共彻底丧失报刊控制权，新闻自由更加泛滥。
　　改革时期的苏联社会处于各种矛盾和问题之中，改革的措施、政策等需要借助报刊等媒介传播，改革中存在的矛盾也需要报刊的疏导。这时候进行新闻改革更应注重其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即在坚持真实性的前提下，应将主要焦点对准发展、进步的一面，既反映困难和问题，又要报道国家在解决困难中的努力，使各种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元素保持大致平衡。这其实契合了发展新闻学的基本观点[6]，改革时期的社会正需要这样的新闻政策，帮助改革的顺利开展。
　　第二，新闻自由要兼顾社会责任。新闻自由是新闻界永恒的追求，但是这种自由同样不是绝对的自由，它应该兼顾报刊的社会责任。苏联民众对新闻自由的渴望似乎更加强烈，这与苏联几十年严格的言论管制不无联系。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闻公开性正是他们渴望已久的东西，这让他们找到了发泄的出口，于是各种历史黑幕、社会阴暗面蜂拥而至，直至发展到诋毁苏共政权，攻击苏联社会制度。戈氏的新闻改革没能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新闻自由的滥用，《新闻法》的颁布更是加剧了这一局面的恶化。
　　公开性改革带来了新闻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只有掌握在那些用它来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人手中才能发挥好的作用。事实上，无节制的新闻自由很容易使报刊沦为部分人反政府、制造社会矛盾的工具，并最终走向与预期目标相反的罪恶道路。另一方面，苏共政策上的失误也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他们着力如何保障新闻公开，却忽视了对新闻自由的管控。
　　第三，改革离不开报刊的有序发展。报刊的发展与政治密切相关，改革时期的报刊更是如此，改革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报刊的有序发展。公开性改革之初的报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强化了舆论监督，冲击着僵化的体制，促进了苏共政治改革。然而随着改革的走形，报刊随之失控，改革局面更加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