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发展的两翼：自由与适应(3)

　　我国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最早一批高等学校如福建船政学堂、京师同文馆等无不是基于“兴实业、办洋务”而举办的，而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无怪乎，加拿大学者许美德认为，“在中国的传统中既没有自治权之说，也不存在学术自由的思想”。然而，即使是在这种不利于学术自由生长的环境下，我国大学在20世纪八十年代也曾获得过较大程度的学术自由，但由于一些大学“走得太急”，使政府毫不犹豫地又将这种自由削弱了。当下，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正自上而下讨论“去行政化”问题，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但我们需要谨记历史教训，切忌“走得太快、走得太急”。因此，希望一步实现学术自由的论断是不切实际的，更何况这种理想化的学术自由是虚妄的。这种论断不仅可能误导年轻的高教研究者，还可能引起实践领域不必要的躁动。与此不同，主动适应则是在尊重历史传统的前提下，秉持务实、坦然的态度，跨越学术的清高，在服务中求自由的表现。
　　（二）主动适应是“两条规律”的题中之意
　　“两个规律”，即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和内部关系规律，是潘懋元教授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来的。其中，“外部关系规律可以表述为‘教育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适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受制约’；一是‘起作用’”[15]。“理文”紧抠外部关系规律表述中的“适应”两字，把“两条规律”当成所谓的“适应论”的典型进行批判，我们说这种学术探讨是欢迎的，但“理文”的批判却是有失偏颇，它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潘懋元教授对“两条规律”关系的研究和阐释[16]：
　　教育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关系是相互起作用的，办教育既要遵循外部规律，又要遵循内部规律。具体地说，一方面，内部规律的运用要受外部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外部规律必须通过内部规律来实现。首先，教育的内部规律的运用要受教育的外部规律的制约。如果只考虑教育的内部规律，也就是“就教育谈教育”，哪怕谈得再好，想得再美，但社会条件不具备，或者是培养出来的人不适合社会的需要，教育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就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内部规律的运用要受外部规律的制约。其次，当我们运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时候，不要又产生另一种偏向，就是只看到社会对教育的制约，对教育的要求，而没有看到教育有它自身的内部的特殊规律。不要忘掉外部规律通过内部规律来实现。这个偏向已经有所冒头了。如果不重视教育自身的特殊规律，照搬商品生产中的价值规律、市场机制，方便倒是方便，但是恐怕是不行的。即使一时搞得很“活”，后果恐怕不好。一般化、简单化是不行的。总之，“就教育谈教育”是行不通的，但是，只就社会的各个因素来谈教育，只就生产力、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来谈教育，不顾教育自身的特殊性，违反教育的内部规律办事，也是不全面的，应把内、外部规律很好地统一起来，不能把它们分割开。
　　可见，“两条规律”并非如“理文”所称“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异质性强行抹煞了”，而是在明确教育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到社会中去的基础上，承认教育要适应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很明显，这种“适应”是为教育留有空间的适应，是承认教育具有主体性的适应，是主动的适应，其对立面是不适应或消极适应。文革时，教育被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即是“消极适应”的表现，但这明显是“两条规律”所反对的，因为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就是“两条规律”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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