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金枝》中平民意识的解读(2)

　　在“打金枝”的矛盾冲突中，唐代宗可谓公主和驸马矛盾最主要的解决者和操控者。当公主哭哭啼啼回家告状，郭子仪绑子上殿认错，郭嗳拒不承认的时候，代宗的境遇是非常艰难的，然而却并没有处于一个僵化的状态。对于公主的“告状”，按理说，堂堂万人之上的天子，应该是一言九鼎，只需一句话便能了断。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剧情如此的发展，却看到了另一面，对于公主颇带赖皮的死搅蛮缠，代宗的态度显得有点将就甚至骄纵。但我们不能说他昏庸，这里所采取的恰恰是另外一种逻辑走向，即寻常百姓家父母对子女的怜爱与娇惯。女儿受了委屈，回来“告状”，在没有对事情了解清楚的情况下，暂且照顾女儿情绪，对女儿的哭泣进行合情的附和，这可以说是民间的逻辑体系，贴近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而对于驸马来讲，代宗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而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丈人，他首先仔细询问矛盾产生的根源，“驸马在宫与皇儿吵闹，为了何事”。然后在没有公主在场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批评“公主年幼说话狂”，顾全了女儿的面子。同时，代宗并没有完全肯定驸马，一方面给驸马的欺君行为寻找了一个台阶“一来是驸马带酒回宫往”，另一方面也对他提出了警戒“虽然你父功劳广，星驰汗马受过风霜。臣有功，孤有赏。因此上，将儿配与东床”。这两句话含有深意：肯定了欺君行为的不正确，这次是因为喝酒而饶恕；同时，也应该记得把公主下嫁与你是因为你父亲的功劳，应该感恩戴德。这里，淋漓尽致的体现了一个普通父亲对女儿不张扬的爱：不想骄纵女儿，但又害怕她受到委屈的一种矛盾心理，脱去了皇帝的面容，完全成为普通大众眼中把儿女之事“时时刻刻，刻刻时时挂在心傍”的父亲和老丈人形象。在代宗的调停和劝解下，小夫妻最终重归于好。
　　二、“打金枝”的解决结果体现了民间的道德评价标准。
　　文本中，唐王面临的问题进退维艰，一面是自己的娇生女升平公主，一面是忠臣良将兼女婿郭嗳。经过权衡，最终的结果是公主“少刻赔罪到汾阳”，驸马“孤王赐你大红蟒，忠孝牌匾挂高堂。再赐一口上方剑，巡查内外与宫墙。倘若公主情性狂，进宫来一本一本，本本奏孤王”。这个结局中，驸马占了明显的优势的结局体现了普通百姓的道德评价标准。
　　普通百姓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固定的风俗习惯、审美标准、道德评价等。他们长期处理的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孝”也成为了普通百姓长久以来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宫廷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礼”（特指具体的琐碎的各种礼节）。但是，正如同高明在《琵琶记》中所反映的情况一样，宫廷生活中“孝”往往被“礼”所约束，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居高位者往往不得不选择“礼”，而普通大众出于自身地位的局限性选择“孝”。剧本结尾中，驸马胜、公主败，驸马用对公主的无“礼”成全了对父母的“孝”。这种结果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是以普通百姓的道德体系作为衡量标准的。
　　三、“打金枝”的结局体现了民间大团圆的美好理想。
　　驸马和公主矛盾的解决中，不管唐王对两个人各自有什么样的惩罚和奖励，最后的结局是，二人重归于好并共同给郭子仪拜寿。这个结局并没有给读者出乎意料之喜，相反却套用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普遍模式：大团圆结局。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曾说：中国戏曲“有团圆之趣”。纵观中国古代戏曲，喜剧暂且不提，单看悲剧：《赵氏孤儿》孤儿得以报仇、《精忠谱》最终锄奸慰灵、《祝英台》中的双蝶齐飞等无不是以喜转悲。这种大团圆的模式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如琼瑶小说《婉君》完全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但在搬上荧屏时编剧对其结局进行了圆满化的改编。这说明，大团圆的结局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经成为固定的模式，任何违背这种模式的作品都会被排斥。
　　大团圆结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民间传统的审美理想：中和为美。“中和”属于儒家思想范畴，《礼记·中庸》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郑玄在《毛诗序》中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审美追求，强调对立面的均衡与和谐。以中和为美的审美心理体现在戏曲中就是强调悲和喜的因素相互渗透，由相反到相成，达到高度和谐。受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影响的中国民众不希望看到冲突所导致的破裂和毁灭，大团圆结局就成为民族的审美习惯。《打金枝》就采用了“冷热相济”、“苦乐相错”的方法来调和剧情，使观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