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语境下的李提摩太(2)

　　李提摩太在中国生活的45年里，一个人著译的书就有100多种，大多发表在《万国公报》上，有的还印成单行本广泛地发行。后来他的多本著作和文章被收入晚清的各种“皇朝经世文编”中。这些书的内容，大体可分两个方面，一是对世界历史、地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介绍；二是针对中国实际提出的各种变法思想。如其《大国次第》一书，罗列了世界30多个大国的人口、幅员、粮赋、贸易、学校、工价等方面的一组统计数字，并加以排名和分析。例如，中国人口第一，面积第三，但贸易、粮赋却都排在倒数第三位。这些数字，看似枯燥无味，但经过排比分析，却发人深省。这对于刺激中国民众的觉醒，克服“天才上国”的虚娇，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又如《论生利分利之别》，是一部经济学方面的著作，首论生利，次论分利。生利指的是通过生产活动创造财富，分利指的是产品分配。李提摩太把世间生利之人分为八大类，对每一类都给以具体分析，说明科技的发展进步，只会大大提高人们生利的能力，而不是相反。这对于消除中国一些守旧派人物的疑惑，推动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晚清所译著的西书中，经济学著作本来就不多见，而论述科学技术与人类物质财富之间关系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李提摩太这本经济学著作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时人有评论曰：《论生利分利之别》“即《大学》生众食寡。中国人有谓机器——兴有妨民业者，读之可释然矣”，“此书极有理，勿以其浅忽之”。《泰西新史揽要》是李提摩太最重要的一部，也是公认的晚清所有翻译的西方历史书籍中销量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部书。该书叙述了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内容相当广泛。有关各国的沿革、相互间的争战、政体演变、物产、人口、著名人物、风俗习惯、科技发明等均有叙述，特别是对于西方各国兴利除弊、变法图强的历史述之颇详，其目的就是启发中国的有识之士从中加以借鉴。此书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子中有广阔的市场。对于那些不太熟悉世界大势的士大夫来说，它是一部开阔国人眼界的教科书。“它吸引了帝国好几位高级官员的注意，特别在北京更受欢迎。”维新派骨干人物梁启超评价此书为：“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指书也”。
　　李提摩太在大力介绍西学的同时，针对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设想。归纳起来，主要是他在多篇文章中一再重复的养民、安民、新民、教民四法。体现他这些主张的文章主要有《救世教益》、《养民有法》、《新政策》等。关于养民之法。在《新政策》中，他系统的提出了10条养民之法，即通道路、捷音书、开矿产、垦荒田、劝工作、造机器、开银行、铸银元、保商贾、刻清单。关于安民之法。他在《救世教益》第七章《有益于今》中说“安民者，今时之第二要事也。其法一在攘外。如各国所有土地产业货物，使之自然安生，不令外来之强暴侵掠；一在安内，如各国土地产业货物等利，宜公分于士农工商各等人，不使有富者极富，贫者极贫之虑”。关于新民之法。他在《新政策》中提出新民的六项措施：多见西人，阅已译之西书，阅日报，派遣使节出国，派遣学生出洋，办好同文馆。关于教民之法。他所指的教民之法，分通泰习各国之情和通中国上下之情两方面。前者的措施有四项：将世界各国政教概况如实告诉皇帝；选派王公大臣往各国游学；派遣京官及各省督抚子弟出洋读书；选派翰林、知县等官出洋分门学习。后者的措施也分四项：立报馆；译西书；建书院；增科目。
　　李提摩太所提出的各项新政策新主张，包括养民十法、安民二法、新民六法和教民八法，不乏言辞恳切、正中时弊、切实可行的内容。其中的不少内容，是当时或稍后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反复陈述而屡屡见诸报端的，有些意见，在清末清政府的“新政”中事实上被付诸实施了。李提摩泰的这些主张，是他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得出的，所以被广大的中国士大夫认同和采用，他也因此结交了很多中国权贵，并被皇帝赐予“头品顶戴、二等双龙星并诰封三代的殊荣”可以看出，李提摩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非常深入地，他的在了解中国实情基础上提出意见的做法被认为是一种善意地举动，因此较容易被中国士大夫们接受，这也是大部分不认同炮舰政策的传教士所采用的方法，他们认为，善意地说服和切中时弊的提议更能让中国人减少对西方文化的抵触，更容易让中国人接受，正像英国人说的：“中国人不能在胁迫下接受一个与其信念相左的新文明，必须有一个说服的过程。”
　　三、李提摩太的教育改革主张
　　1884年他首次建议中国改革教育和考试制度，他在《富晋新规》中提出：“派儒士百五十人，至西国学习西文，翻译西书。国内设中西书院，并与科举策问中增西学一条，中试者取”，“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认为教育改革需从统治阶层着手。
　　1884年，他回英国度假，要求教会当局多派人员到中国兴办教育事业，讲授西学。他还建议在中国18个行省的省城各设立一所高等师范学校。1886年，他写成《七国新学备要》，根据中国实际提出四条具体建议：“一、国家必须先设立新学部，以专责成，部臣则行令各地皆设立新学校。二、朝廷宜特赐专权于新学部，使其能统辖各省学政，三、国家每年至少要拨银一兆两以办新学，以后随时酌补。四、督饬各地绅商富户，各令量力输银，以补公款不足。1889年他向英国浸礼会差会部写报告，要求拨款给他到济南办一所教会大学，未被允许。
　　他担任广学会总干事后，发表了《论学校》、《论新学部亟宜设立》、《论不广新学之害》等有关教育的文章。他在《论新学部亟宜设立》一文中指出“如中国翻然变计，欲广新学”，“亦设立新学部。在多筹经费，广立书院。从此渐腿渐广，人才辈出，为国家宣劳，为海疆保障。大用大效，小用小效，又何难驾西人之上哉？窃为中国拭目唉之”。
　　李提摩太提倡教育改革是和批评中国年腐朽的科举制度同步的。他认为，科举制严重埋没人才，“三年一科，取士大寡，专讲一门，其道大隘”，“题目不广，只讲本国之事，不知各国治平之法”。他提出改变科举制度的办法是广建学校和派遣留学生，“宜于各省各府及通商大埠，建立书院，延聘各国专门之通儒，分类以华文教习或参用西文”，“选派国中强壮循良子弟，应各派遣出洋读书数年，周知外事”。
　　李提摩太对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一大贡献是创办了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分“西学专斋”和“中学专斋”两个部分，西学专斋由李提摩太负责。学校设立文学、法律工程、格致、医学五科。1907年，西学专斋曾送出25名学生到英国留学。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堂尤其办大学，这是首倡，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对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山西大学创办10年后，美国人也如法炮制，把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还，创办了清华学堂。这显然是受到了李提摩太的启发和影响。
　　四、对李提摩太的评判
　　李提摩太是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在外来传教士中，对晚清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大，无人能出其右。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他写了大量的经世文章，宣传西学，议论政治，主张变法，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潜心西学，寻求中国的生机。他还在中国办学育人，向外派留学生。这些都有利于中国的觉醒和进步。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李提摩太作为一个政客，既有推动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发展的好的一面，也有趁中国之危，屡次劝中国与英国交好，成为英国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的恶劣的一面。在《时事新论》卷八“新学篇”内的《推广圣贤博学说》一文中，他说：印度被英国占据后，“不数年而俗为之一变，国为之一新，现皆翕然知讲五洲之要务，为自立之始基矣”。言外之意，就是要中国向印度看齐，以印度为榜样，与英国建立特殊的关系。这是李提摩太殖民意识的首次流露。甲午中日战争后，李提摩太多次进言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等清政府的重要官员，提出中国应多请外国顾问，中国应多给予英国商业利益以换取英国的帮助，中国应与英国结盟、中国应授予英国一定年限内处理中国对外对内事物全权等建议，这些建议带有明显的殖民意识和欲扩大英国在华权益的倾向。到了1908年6月，李提摩太在《中西教会报》上发表了《预筹中国十二年新政策》一文，仍然喋喋不休地鼓吹让外国人在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当顾问的主张。撇开他的动机不论，他对中国官场的恶习，对封建士大夫的文化保守心理，对中国民众因种种原因积累起来的排外情绪，就严重地估计不足。因此，他的这些带有殖民主义倾向的“改革计划”、“妙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