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2)

　　总体来看，南通外来人口来自全国各地，流动区域由市内流动向跨地区、跨省份流动发展。从区域范围来看，外来人口的输出地以省内为主，比重为65.57%，其中37.58%是南通地区的人员流动也即就地就业的人员，比重最高。因此，南通就地就业的农民工市民化建设就极为关键。
　　而来自省外的人口以中部地区为主，占18.34%，其次是西部地区，占7.28%，最后是东部地区，占6.81%。同时，从图1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输出的人口最多的三个省分别是山东、浙江、上海；中部地区输出的人口最多的三个省分别是安徽、河南、湖北；西部地区输出的人口最多的三个省分别是贵州、四川、重庆。同时，对南通而言，安徽是外来人口最大的一个省份。综上分析，如何出台有针对性的异地就业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将是一个巨大挑战。
　　（二）年龄结构以青壮年人口为主，并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
　　南通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70%的外来人口的年龄为15～44岁，其中39.10%的人口集中在15～29岁，30.91%的人口集中在30～44岁，他们绝大多数人外出务工经商。这表明，近几年，外出就业群体有低龄化发展的趋势，农民工基本上是一个年轻的群体，在外打工的劳动者中绝大多数多为初中毕业生。
　　（三）外来人口受教育水平相对提高，高学历人口比重增大
　　在外来人口中，虽然受教育程度以初、高中为主，其中具有初中学历的占45.76%，高中学历的占21.9%。但是，与南通常住人口的整体文化程度相比，受教育水平并不低，初中和高中学历分别高于南通常住人口 5.31个和6.41个百分点；此外，外来人口中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的比重也在增加，分别为9.58%和5.36%，高于南通常住人口4.5个和2.59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相对本地而言并不低，农民工一般都是农民中文化素质比较高，思想意识较为先进的群体，这也使得他们也更加能够适应城市的生活，也更为渴望城市的生活。
（四）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通市区，新增外来人员较多
　　从图3来看，南通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通市区，以崇川区为主；市县以通州和海门的外来人口为多。崇川区作为南通市中心所在，人口密度本身就高，而通州和海门两区县距离南通市区距离又较近，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将会加大该区域的社会治安管理、生活医疗保障等多方面的压力。
　　同时，从上页表4来看，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至一年和一年至二年的人数最多，分别是24.16%和24.17%，这表明最近两年来，大量的外来人员涌入南通。此外，六年以上的外来人口占比也很高，达到19.34%。这些数据表明了南通经济发展势态好，能够吸引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同时，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社会稳定、人文气息等因素也能够留住大量外来人员。
　　三、当前南通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
　　当前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流动人口在南通市的总量已经突破了100 万人，而且产业大军中70%是农民工，其中80%为新生代农民工。“十一五”期间，南通市GDP以平均12.8%的速度增长，农民工的贡献率达到了21.35%。可以说，农民工为南通的改革开放、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农民工。
　　早在2003年南通市就成立了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农民工工作日常办公机构，服务农民工。目前，南通市在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劳动维权等方面已经实现了城乡均等化；全面落实了子女义务教育同需待遇；南通的公租房、限价性保障房向农民工开放。此外，除企业兴建的农民工宿舍外，各级政府还建设了农民工集中居住区，让农民工住得舒心、满意。
　　2012年4月，南通开始实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务工人员居住证“一证通”的管理和服务，加快南通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居住证发放对象主要是在南通市居住的非本市户籍的流动人口，以及具有本市户籍的跨县（市）的流动人口。同时，南通市还层层建立农民工公共服务平台，为农民工及其他流动人口凭证办理公共服务项目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可以说，南通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结合已有的数据资料，笔者仍认为存在以下的不足。
　　（一）没有突破户籍制度的约束，缺乏实质性的身份转变
　　从上文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南通19.34%的外来人口中已在本市居住达六年之久，他们在城市漂泊这么多年，回到农村的几率已经很低了，基本上已经回不去了，此时如果户籍制度不改革，他们就永远是背负着“农村户口”的城市边缘人，久而久之，他们可能会彻底被边缘化。所以户籍制度必须要改。
　　因此，要将农民工市民化，必须突破户籍制度的束缚，让农民获得城市户口。这点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政界基本达成共识。陆学艺（2003）曾说过“要统筹城乡社会发展，要解决‘三农’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就一定要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而且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早就在盼望户籍制度的改革了。户籍制度不改，他们就永远不能转为正式工人，不能成为城市的居民，融不进城市的社会。”[3]但是，南通的农民工政策基本上还是围绕在如何加强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服务和管理，以科学、规范、高效、便捷的服务来满足农民工的需求，缺少户籍制度改革的举措，没有突破身份的限制。
　　（二）没有体现农民工的差异性，缺少针对性的政策导向
　　农民工的差异性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从地域来看，分为异地就业的农民工和就地就业的农民工。笔者认为就地就业的农民工更加容易突破户籍制度的束缚，转变农民身份，成为市民，这对于南通加快城市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是有利的。而异地就业的农民工在户籍的转变上，人口的迁徙上相对困难。不仅涉及到南通的，也涉及到输出地的制度政策。二是从年龄来看，分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他们渴望进入城市生活、融入社会。如果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而老一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较低，大多数人还认为他们的根还在农村，在农村有土地，有房子的保障，一旦在城市无法生存，还可以返乡务农。
　　因此，对于这不同群体农民工的市民化的过程，我们应该采取差异性的、有针对性的政策。但是，南通的农民工市民化的举措没有体现这种差异。比如，南通的居住证管理制度同样发放于本地与外地农民工，没有谋求本地农民工在户籍上的突破。再如，南通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已接近40%左右，但是农民工管理服务体系中，缺少有特色的、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这些不足都需要研究与改进。
　　（三）没有体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系统性，缺少精神层面的引导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户籍转变、地域转移、职业转换这三个因素，而更应该包括地位、心理、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精神层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过程。从南通的农民工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对农民工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劳动维权、教育等物质生活方面，而对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层面却关注不足。上文数据也表明南通最近两年涌入的外来人口比重较大，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后，因为制度、风俗、社会环境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很难在社会和文化层面融入城市生活。
　　此外，农民工的劳动强度一般较大，劳动时间较长，休息时间较少，加之受户籍制度、居住条件、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限制，农民工很难有与本地人接触或交流的机会，在闲暇时间主要是睡觉、打牌、聊天、看电影或录像，用于文化消费、娱乐消费的费用极少，很少去享受城市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单调乏味的文化娱乐生活加上目前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不良现象、有害文化的存在，对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这将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4]。
四、南通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与意见
　　（一）营造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