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生八笺》之陶瓷艺术观初探(2)

　　但是，社会风习和思想文化决定了人的审美标准。高濂生活于明朝中晚期，此时，社会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习俗和艺术观念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产生了“以华为美的审美理想”。③另外，“市民、宫廷、民间、文人四者，是构成明代工艺的四个大体系。”④各具特色的审美体系相互影响。特别是市民审美趣味，它不同于民间的质朴，也不同于宫廷的华贵，更不同于文人的幽雅，它常常喜欢追求流行的趋势，有时甚至会为此而综合其它三个审美体系的特点。所有这一切，给明代审美文化带来了全新的内涵。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高濂对于陶瓷艺术不仅尚古，而且求新，对当时的各类新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对一些奇工巧作赞不绝口。明代的斗彩、五彩、彩釉瓷是极具时代特色的新品种。高濂赞赏明代景德镇瓷器说，“若坐墩之美，如漏空花纹，填以五色，华若云锦，有以五彩宝填花纹，绚艳恍目。二种皆深青地。亦有蓝地，填画五彩，如石青剔花，有青花白地，有冰裂纹者，种种样式，似非前代曾有”。（《燕闲清赏笺·论饶器新窑古窑》）
　　明初的复古思潮只注重艺术形式上的复古，缺乏对表现主题和思想内容的探究。所以并没有给当时的审美带来新的变化，反而导致艺术气氛异常沉闷。物极必反，明中叶以后，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唯情说”以及公安派的“性灵说”。这些追求个性解放、重视情感和审美趣味的学说形成波澜壮阔的浪漫主义思潮。在艺术上形成了重自然，重自我的审美思想。在此影响下，“中国的工艺制作发展到明代，出现了一个前代没有的现象，那就是制作者着意表现属于个人的特点，标榜个性成为一种时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工艺界从趋同的心理逐渐走向求异，个体意识明显的提高了。”⑤明人这种富于创意、勇于求新的审美心态从《燕闲清赏笺》中可窥一斑。景德镇窑“宣德年造红鱼杯，以西红宝石为末，图画鱼形，自骨肉烧出凸起，宝光鲜红夺目——青花如龙松梅茶杯、人物海兽酒杯、朱砂小壶、大碗，色红如目，用白锁口。又如竹节罩盖卤壶小壶，此等发古未有”。“又等细白茶盏，较坛盏少低，而瓮肚釜底绵足，光莹如玉，内有绝细龙凤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制’暗款，隐隐桔皮纹起，虽定瓷何能比方，真一代绝品，惜乎外不多见。”。（《燕闲清赏笺·论饶器新窑古窑》）
　　二、美观与适用统一的艺术设计观
　　中国陶瓷的艺术特征在宋代被发挥到极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王朝闻先生曾说“任何艺术品的创造，都必须服从人对它的特殊需要”。⑥既然高濂鉴赏品评陶瓷是为了修身养性，满足精神需求，美观便成为他至关重要的审美因素。这种美观包括造型、色彩、纹饰等多方面的因素。受理学思想和禅宗以及文人审美趣味的深层影响，宋瓷以含蓄幽雅著称，它的造型简洁质朴，刚劲挺拔，不事堆饰；釉色多属淡青、乳白、葱绿等；纹饰也是追求自然，合于天造。这样的艺术品位恰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是“芙蓉出水”之美，也正符合高濂作为文人的审美情趣。他所列的官、哥、钧、定、汝是宋代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他追求陶瓷的古意和优雅也主要是对宋瓷的推崇。但无论是尚古，还是求雅，高濂注重的是陶瓷的艺术性。
　　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到宋代，“明显地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结合实用的生活用品，一是专供欣赏的工艺品。”⑦这种趋势将宋瓷的艺术性发展到顶峰状态，而它对明代瓷器的影响则与宋瓷截然不同。明代瓷器以实用、小巧的生活实用器皿为主。如永乐年造的压手杯、成窑的鸡缸杯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高濂对此也有记载，“成窑上品，无过五彩葡萄，口扁肚杯式，较宣杯妙甚。次若草虫可口子母鸡劝杯、人物莲子酒盏、五供养浅盏、草虫小盏、青花纸薄酒盏、五彩齐箸小碟、香盒、各制小罐，皆精妙可人。（《燕闲清赏笺·论饶器新窑古窑》）客观环境使得高濂在注重美观的同时，对陶瓷的适用性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将“适用”列入陶瓷是否可入清赏的条件之一，显示了他美观与适用统一的艺术设计观。
　　高濂重实用的观点是有其思想成因的。其一，“中国人对于陶瓷的艺术欣赏和把玩是通过日常生活这一‘中介’而达到的。”⑧陶瓷最初因实用而发明，并以其独特的优点在六朝代替了铜器和漆器，成为人们生活器皿中的主要品种。当其中一部分陶瓷随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成为艺术品时，人们对它依然存在着实用的情结。第二，明初，统治阶级为稳定政权而发起的复古思潮和采取的一系列务实措施，不仅维护了儒家在中国思想上的正统地位，也使儒家的入世思想落实到“用”上有了可能。第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与文化。西方科技的传入，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刺激，许多人开始热衷于研究实用之学。作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的一员，高濂重陶瓷实用的观点是很正常的。他评价高丽窑的盏瓯“式有可观，但质薄而脆，色如月白，甚不佳也”。（《燕闲清赏笺·论定窑》）龙泉窑“有坐鼓高墩，有大兽盖捍炉，烛台花瓶，并立地插梅大瓶，诸窑所无，但制不甚雅，仅可适用。种种器具，制不法古，而工匠亦拙。然而器质厚实，极耐磨弄，不易茅蔑”。（《燕闲清赏笺·论诸品窑器》）
　　适用、经济、美观是工艺美术有机统一的三原则。而适用又是首要的，因为功能性不仅是工艺美术的主要特点，也是它与其它艺术的基本区别。生活于明代的高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大食窑的瓷器“皆以宜兴沙士为骨，泑水微似，制有佳者，但不耐用，俱无足取”。（《燕闲清赏笺·论诸品窑器》）工艺美术既是一种物质产品，又是一种精神产品。它在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地为人们提供美的享受。高濂对美观和适用有着论证的看法，追求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他赞赏明朝著名的压手杯“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传用可久，价亦甚高”。景德镇的坛盏“质细料厚，式美足用，真文房佳器”。（《燕闲清赏笺·论饶器新窑古窑》）而玻璃的“酒盅、高罐盘盂、高脚劝杯等物，无一可取。色有白缠丝、鸭绿天青、黄锁口，三种俱可观，但不适用耳，非鉴赏佳器”。（《燕闲清赏笺·论诸品窑器》）
　　工艺美术的“适用”不仅指适应使用目的，还包括适应使用主体、适应生活环境等诸多方面。以“瓶花”为例，高濂认为：“用如堂中插花，乃以铜之汉壶、大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弓耳壶，直口敞瓶，或龙泉蓍草大方瓶，高架两旁，或置几上，与堂相宜。……若画斋插花，瓶宜短小，以官哥短瓶、纸槌瓶、花觚、高低三种八卦方瓶……”（《燕闲清赏笺·瓶花三说》）。这是与生活环境相适应的。再以宋代瓷枕为例，高濂不但以为其造型美不胜收，纹饰自然而有情趣，更对其实用方便的特点大加赞叹：“余得一枕，用娃娃手持荷叶覆身叶形，前偃后仰，枕首适可，巧莫与并”（《燕闲清赏笺·论定窑》）。这是与使用目的相适应。作为艺术品的陶瓷在装饰上也是有限度的，“工巧一过，便失去了艺术品最可宝贵的精神”。高濂反对过分装饰，他认为定窑的“合炉、桶炉、以锁子甲球、门锦龟纹穿挽为花地者，制作极工，不入清赏”（《燕闲清赏笺·论定窑》）。文人士大夫喜欢求清新淡雅的艺术，对高濂来说，陶瓷装饰得如此繁琐，便是与使用主体不相适应了。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