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比较(2)

　　重农学派杰出代表佛朗斯瓦·魁奈第一个系统地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他在《经济表》中明确指出应从社会资本的整体而不是单个资本来考察再生产，同时认为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何炼成等，1997）。经管魁奈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有很大的功绩，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缺陷，他将社会生产只划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对于资本的区分，仅划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而没有进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因此，不能从价值构成的角度去分析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因而无法解决社会再生产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王胜男，2008）。亚当·斯密尽管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总体上比魁奈有进步的方面，但由于“斯密教条”导致其理论矛盾百出，十分混乱，也无法解决社会再生产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都奉“斯密教条”为信条，因此，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没有超越斯密。如大卫·李嘉图、萨伊、施托尔希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都因受到“斯密教条”的束缚，不是忽略商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价值部分，就是将地租排除在剩余价值的必要要素之外，甚至将产品价值与价值产品混同起来等，未能提出系统的再生产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大危机背景下，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侧重于从长期、宏观和动态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分析重心从供给层面转移到了需求层面。他认为消费、投资、储蓄和国家干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高晓红，2004）。凯恩斯通过分析，推导出在不考虑国际贸易情况下决定国民收入的两个著名的公式：Y=C+I，Y=C+S。式中Y、C、I和S分别代表国民收入、消费、投资和储蓄。凯恩斯还认为在经济运行中，国家干预很重要。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进一步发扬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典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其基本思想是：一个时期的经济均衡增长要求该时期国民收入增长率提高到使它所引致的投资等于同期全部储蓄。该模型假定了技术不变；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比例不变即资本与劳动互补和规模收益不变等条件。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为了克服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即技术变革率影响经济增长率，但经济增长率不影响技术变革速度。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是自然资源和实物资本的多寡，而是社会拥有的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化人才的规模和水平（赵辉，2010）。道格拉斯·诺思和詹姆斯·布坎南等人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以及制度创新。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中，提出了要素收益递增假定，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和发展。它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重视对技术进步、“边做边学”、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政府支出等新问题的研究。
　　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的比较
　　（一）关于经济增长理论体系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非常重视经济增长问题，但两者在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增长与市场规模的关系，经济增长与技术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制度的关系。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采用数学模型，对经济增长理论形式化，最具代表的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经济增长模型，探讨和量化各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与贡献度。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产生的思想基础为一般均衡论，主要表现为一种思维的产物，表现为一些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一种信念，而不是对经济现实的合理近似。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不局限某一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局限于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而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整体，采用高度抽象思维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和解释，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一种科学理论和模型。其中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把静态分析动态化，把短期分析长期化。研究方法上尽管有一定的定量分析方法，但主要以抽象思维方法为主。在《资本论》第二卷问世后的几十年中，西方经济学家无力解读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现在，西方经济学家已能解读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他们懂得，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就是经济增长理论（吴易风，2007）。
　　（二）关于经济增长理论内涵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增长的内涵上有差异。马克思抓住了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即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从物质形式上和价值形式上进行补偿的问题。马克思批判了斯密教条的错误，指出斯密在价值形式上漏掉了不变资本；同时，在实物形式上混同了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马克思在对斯密教条的批判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即社会总产品在价值形式上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构成；在物质形式上由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两个部分构成。可以说，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就是社会总产品两个补偿同时实现的过程。马克思用“生产扩大了”、“产品增加了”、“价值增大了”等来表示经济增长，提出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两种形式和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并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再扩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揭示出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关键条件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同速度增长。西方经济学没有过多地研究经济增长的内涵，这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视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取得了共识，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而从经济增长动力和前提条件角度来看，更重视科技、劳动力、教育、制度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统一模型研究哪些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以及作用的大小。
　　（三）关于经济增长理论作用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