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的问题意识(2)

　　为使报纸真正为人民说话，而不至于成为少数人的“禁脔”，成舍我主张将具有报纸产权的董事长、董事和编辑委员会成员等都视为“法律上”之记者，他们必须承担报纸的言论责任，接受大众的监督，“如此，则彼等凛于责任所在，英美所日夕讲求之‘报纸净化’，在中国或竟可不成问题”[8]。在成舍我看来，只有权力相互制衡的制度设计，大众的自由权利才有可能实现。
　　3.新闻报道平民化。长期以来，中国报纸的内容偏重于政治官场方面，多关注政治要人的行踪及其宦海沉浮，在成舍我看来，这样的报纸，“不过是些升官图，起居注，和特殊阶级的消遣品，与大众不发生关系，没有读的必要”[3]86。这样的报纸内容必须改革，以适应读者的需求：“内容应由政治转到广义的社会，读者应由少数特殊阶级，到全国劳动大众。就是要将向来被视为特殊阶级的读物，变成大众的读物。”[3]86
　　报纸的内容“由政治转到广义的社会”，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在《中国报纸之将来》这篇文章中，成舍我指出，中国当前报纸过分注意“政治消息”“盗劫”和“变态恋爱”，而这些内容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渐渐退落到极不重要的地步，将来人们的注意力会向“科学”和“艺术”发展，这些内容将日渐成为报纸的主要内容。因此，中国将来的报纸，在言论方面，当以民众利益为前提，反映民众呼声，表达民众疾苦；“而报馆对于新闻的选择，科学消息，艺术消息，一定将要占据未来报纸中极重要的地位”[6]37。简言之，新闻的选择要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要能提高民众文化素养。中国报纸在内容上须“由政治转向社会”，同时在形式上也须改变“文字深”的弊端，以适合普通百姓的阅读水平，以“文字浅显，重风趣，戒沉闷”[4]157为办报目标，以适合读者的接受水平。
　　4.报纸发行普及化。报纸大众化，最终要靠发行来实现，但成舍我痛苦地看到，中国报纸的发行量太小，报纸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和特殊阶级的读物，不是大众报纸。为此，成舍我提出“报纸下乡”的口号，强调报纸要深入民众，以全国人民为发行对象，使报纸能够真正为民众所享用。[9]132因此，成舍我在《立报》发刊词中提出，《立报》要“以日销百万为目的”[1]100，这种高发行量的“大众报”，除了依赖国家在交通和教育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外，报馆本身亦须针对中国报业“定价高，篇幅多”等弊端，在“降低定价”和“改进发行办法”等方面下功夫。
　　（1）降低报价。成舍我看来，报纸之所以难以走向大众化，“其唯一致命的原因，就是报价太贵，老百姓看不起”[9]133。为降低报价，使普通读者读得起报纸，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办小型报。中国报业不能走英美式的大报路线，而是要向法德学习，办小型报，以降低报纸的成本。第二，“精编主义”。报纸虽为“小”，但在内容上要力取“精编主义”，提高报纸的信息容量。第三，政府补贴报业。“平价报”是如“平价米”“平价布”一样的生活必需品，政府必须进行补贴，以降低报纸售价：“即报纸售价，而由政府规订（定），而由政府以适当定价，供给各报馆用纸。”[9]134第四，企业化管理。报馆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办报成本。
　　（2）改进发行办法。中国报纸都集中在大城市，这种报纸既难登载地方消息，也难在最短时间内送至读者面前，满足其阅读需要。因此，报纸应在全国普设分馆。这种分馆，既是地方发行机构，也是报纸的地方版。地方分馆通过无线电与总馆共享信息资源，编辑登载地方新闻的地方版，利用现代交通工具，将“总馆之正张”与“地方之副张”共同发行。“如此，则属于全世界及与全国有关之事件，各地方重大事件，正张已全部包容。而属于每一地方之事件，则副张可详载无遗。”这样可避“都市报”与“地方报”之短，而融其所长，不仅会提高其广告收入，也会大幅度提高报纸的发行量。[6]39
　　5.新闻教育全能化。成舍我以“报纸要向民间去”和“工作者有其报”为其新闻理想，认为“未来的中国报纸，他应该受民众和读者的控制。他的主权，应该为全体工作人员，无论知识劳动或筋肉劳动者所共有”[10]94。
　　产权的多元化只能消灭劳资对立，但不能泯灭体脑之间的界限，尚不是真正的大众化。成舍我认为，报纸真能走向民间，消灭这些界限的具体途径就是“高深的研究和普通技术的训练都不偏废”的新闻教育：“从未来报纸大众化的倾向着想，消弭劳资对立，并训练手脑并用的工作者，更有急切的必要。”[10]96对于培养全能型新闻记者的方法，成舍我建议，学校、报馆与工厂合一，初级班造就印刷工人，高级班造就发行、广告及事务上的管理人员，本科则造就常识充足、学有专长，且对新闻事业具有深刻了解的编辑采访和报业指导者。[10]91-92希望通过这种新闻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能做新闻记者，又能做排字工人。这样“手脑并用”的记者“才可以算一个完全的新闻记者，而脑力劳动和筋肉劳动也就可以合而为一了”[3]87。成舍我认为新闻教育要培养“手脑并用”的全能型记者，打通劳心和劳力，其实质在于要培养独立的记者个体，报纸的大众化才有可能实现。
　　二、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问题意识的独特性
　　中国民族报业自从历史上出场的那天起，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大众化”就是报业的历史诉求，并且形成了两种大众化的主流话语：梁启超等文化精英开创的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为诉求的大众化新闻话语和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以“阶级革命”为诉求的大众化新闻话语。而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是以逸出于现代新闻事业主流话语的方式存在的”[11]。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以“逸出主流话语的方式存在”，就在于其问题意识的独特性。
　　（一）以产权为中心
　　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就会发现，中国民族报业关注大众化，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以集体为本位的路径依赖，更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历史需要。旧中国是一个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文化落后于中国而言，有着双重含义：第一，文化资源贫乏，它主要表现为文化程度的普遍低下和文化产品的缺少；第二，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它表现为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文化知识长期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这种落后与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是不相适应的。梁启超等人的大众化思想，都只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探索，而对后者则很少问津。成舍我与中国共产党人一样，不但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大众化是以“国家所有”为中心，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保证传媒为民众服务；而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以“产权改革”为核心，通过制度设计（成立资本权与言论权分离的编辑委员会、依法管制）、产权改革（报纸为报馆全体成员所有）、文化教育（培养“手脑并用”的记者、改进发行方法）等途径来实现报纸的社会化，简言之，即“资本家出钱，专家办报，老百姓说话，政府认真扶助，依法管制”[4]161，以使报纸真正为民众所有，为民众服务。在这里，成舍我推崇西方自由新闻思想，认为媒介自由只是媒介产权的派生物，但亦洞悉其产权私有的弊端。因为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新闻媒体是权力制衡中必要的制度安排，公民新闻权利的实现必须以自由地接近传媒来实现，为防止传媒滥用自由权，又必须由民众来进行监督，在这样互相制衡以求得平衡的情况下，新闻大众化才有可能实现。他在西方大众报业思想中融进了自己中国文人式的思索，探索如何实现民众新闻自由，改变报纸为特殊阶级垄断的弊端，让传媒真正成为民众说话的平台，开出了与“报纸国有”不同的大众化药方。
　　（二）以媒介为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