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我一辈子的身份(2)

　　“广播学院本身条件并不算好：就师资来讲，不论是广播局来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几乎都没有授课经验；就设备条件看，也非常简陋，跟现在没法比。”赵玉明回忆道，“当时广播学院要办新闻系、无线系、外语系，其中新闻系的业务课准备靠我们这十几个人大新闻系的应届毕业生来承担。报到后不久，新闻系领导就问我们，有编辑、采访、理论、历史，这几门课你们愿意上哪门，可以表个态。我当时想，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历史，三国水浒这些历史小说很喜欢看，在人大也学过方汉奇老师讲的报刊史。至于理论，我觉得比较深奥，编采业务又没做过，所以我就说我愿意讲广播史，这样我就到了广播史教研组。当时广播学院新闻系的老师一半是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一半是中央广播局的老干部、老同志，我们就跟着这些老编辑和老记者，一边学习一边备课，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为了给59级的学生讲好广播史课程，赵玉明再次回到母校去旁听报刊史的课程，“听了报刊史，照猫画虎，再准备广播史，因为那时候广播和报纸虽然工具不同，但宣传内容是一样的，讲课的大框架也都是一样的”。不仅如此，赵玉明还饶有兴致地回忆道：“我们最早的广播史课是‘三老带一小’，就是把广播史分成四段，三位‘老广播’分别讲三段，我再讲一段。到第二年给60级上课的时候，四段变成两段，我讲其中的两段，另外一位老同志讲两段。再到后来，就我一个人讲了。”
　　显而易见，赵玉明起步艰难的教学经历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广播电视学教师集体故事的缩影。值得回味的是，在其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伴随着中国广播电视学科和广播电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赵玉明也逐渐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成长为广播电视学的教授，慢慢从一个蹒跚学步的青涩教师走上了本系以及学校广电教学科研的领航之路。而这一步一叩首的半个多世纪所凝聚起来的，既是无数个体命运的酸甜苦辣，更是整个新中国广播电视教学科研事业的起转腾挪。
　　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的北京广播学院被“四人帮”一伙污蔑为“黑基地”，全校师生被迫迁往河北保定的望都县农村进行“斗、批、改”，赵玉明也在这段时期跟随着大家一边拿镰刀，一边喊语录。“70年代初，广播学院在‘试行停办’声中下马，停止招生将近10年。学校解散后，我们到干校劳动改造，一般人基本在干校待了三四年，直到广播学院恢复才回来，而我只待了两三个月就回来了。”回忆起那段经历，赵玉明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1970年11月初，中央广播局因为要筹备延安广播历史展览，紧急把我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一年以后，展览告一段落，我打点行李准备返回干校，但没想到组织又分配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上班，我参与了报摘、联播节目的编辑工作，干了将近一年半。”
　　1973年春，历尽低谷的广播学院恢复招生，赵玉明从中央台又回到了当时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的广院，一边修整校园，一边迎新备课。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赵玉明也渐渐迎来了他事业的发展：1979年，他成为广播学院第一批硕士生导师；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1984年调升为新闻系副主任，后历任代主任、系主任；1988年晋升为教授；1989年3月，经民主评议，出任广播学院副院长，至1998年2月离职；1999年，赵玉明成为广播学院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招收新闻学专业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4年，他又随着学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立担任了流动站的合作导师。“1988年我晋升为教授时已经52岁了，这在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和现在30多岁的优秀青年教师即可晋升教授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赵玉明事业推进的每一个足迹，几乎都折射了北京广播学院事业发展的步履从容以及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个体与环境的特殊。
　　“笼统地说，我教了30年本科生，20年硕士生，十几年博士生，前后已经50多年了。艾红红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是方汉奇老师的第一个博士后。郭镇之是我的第一个硕士生，是方老师的第一个女博士，我都在给方老师送人才。”赵玉明不无骄傲地笑道。
　　正如他所说的，从1959年走上北京广播学院本科教学的讲台，到1979年招收第一个广播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再到1999年招收第一个广播电视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年逾古稀的赵玉明如今已然桃李满天下，然而他最念念不忘的却是自己不改初衷、坚守如一的三个“没离开”：“我这辈子没离开广院，没离开广电史，没离开学生。”他说得淡然，却令人动容。
　　“我为学校办了几件实事”
　　赵玉明说：“‘十七年一代’的知识分子最怕的就是名利思想、个人主义，‘文化大革命’前，凡是涉及这些问题，严重的就会被批判。所以那时候评职称，一般来讲你给我什么就是什么，不给我也就算了。很多老同志按说应该当教授了，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有人会觉得教授都是资产阶级，所以给都不要。‘文化大革命’前新闻系没有教授、副教授，只有两个讲师，到‘文化大革命’后他们才开始评。”赵玉明接着介绍：“还有一个就是那时候总在不停地搞运动，大家写完了东西不敢印出来，怕被批判。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代人还是我刚才说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干就不干。直到80年代初，我组织征集的许多广播回忆录，编印的教学参考资料，无论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出版，署名都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起码在名利思想上可以避嫌。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下，我们这代人都比较谨言慎行，写东西也比较慎重，同时也对学术研究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束缚。”
　　特殊的年代造就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特殊的价值观和荣辱取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环境的变迁虽然给他们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但集体主义的工作作风和务实低调的行事风格却依旧延续。“有人评价说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解放是在77级学生的带动下开始的，我觉得这样说有他的道理。”
　　1980年，赵玉明参与了中国广播史上的一项重要考察——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创建史和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纪念日进行了重新考证。“为了实地考察延安台的早期旧址，广播学院组织了以齐越教授为首的调查组，我是成员之一。在温济泽、杨兆麟等几位‘老广播’的指导、帮助下，我们历时20多天，对延安（陕北）台的编辑室、播音室和发射台等14处旧址分别做了实地考察并撰写了调查报告。”1980年底，中央广播局听取讨论了“老广播”的建议并报中宣部批准后，发出了关于更改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的《通知》，将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建日从1945年9月5日追溯到1940年12月30日，这个更改可谓意义重大。
　　基于此，在盛世修史的大背景下，广播事业的历史研究得到了广泛重视。随后，赵玉明组织并参与了解放区广播回忆录的征集梳理，民国时期广播历史档案的搜集考证以及多份广播历史书刊的编印工作，为继承并弘扬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光荣传统提供了丰富的教材。
　　1989年，赵玉明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新闻系走上了北京广播学院的领导岗位担任副院长，直至1998年，62岁的他才“超期退役”。恰恰是在这9年中，北京广播学院的整体面貌和办学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转70年代的颓势，渐渐发展成为一所培养广播电视专业人才的重镇学府。赵玉明回忆道：“9年的时光，3000多个日夜，忙于日常的教学科研行政事务，个人经历的酸甜苦辣，实在是一言难尽，但值得认真回忆的也就是几件或是自己首创或是参与较多的实事。”
　　1989年，经赵玉明负责筹划，“中央三台”在广院设立奖学金，用于奖励优秀师生，这是广院第一个社会性的奖学金。除此之外，浙江改革月报社、山东滨州九环集团公司、北京星光集团等先后在赵玉明的联系和促成下在广播学院设立奖学金，在校企之间实现了双赢。
　　1989年，赵玉明开始分管《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日常工作并兼任副主编，在较短的时间里，赵玉明与编辑部同志合力解决了《年鉴》出版经费困难的问题，不仅实现了扭亏为盈，更提高了《年鉴》质量，为按期保质出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93年，赵玉明负责筹建北京广播学院董事会并出任副董事长（常务）兼秘书长，负责董事会日常工作。短短几年时间，董事会完成了近千万元的基金筹措，为学院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和深化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1996年，赵玉明基于广电部未在所属高校设立部级科研立项和部级科研奖励的情况，在学院的支持下起草了《关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工作暨项目评审会议情况汇报——兼谈对我部设立高校科研立项和奖励的建议》，为学院缓解了科研水平总体较低、成果较少，以及难以获得部级科研立项和奖励的难题。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学院分管科研工作的校领导，赵玉明在任期内非常重视广院图书馆的建设问题，多方筹措图书资料经费，初步改变了图书馆经费紧缺的局面，为北京广播学院的长远发展造福铺路。
　　赵玉明说：“这些事情的促成不是谁想弄就弄，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可以号召，但是事情要办成，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他所说的，确是肺腑之言。但无论如何，在北京广播学院事业发展如火如荼、办学水平蒸蒸日上的时代，赵玉明既是这个艰难过程的见证者，更是这项系统工程的参与人。而在他们卸下重任、安享晚年的今天，中国传媒大学实至名归的闻名国内和载誉世界便是对这些老一辈创业者最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