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个性特征的演进(2)

　　当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作以陌生的面孔亮相于文坛时，以“三崛起”为代表的诗歌批评以无比的勇气和敏锐性宣告了文学批评新时期的到来。1985年前后那场以方法论讨论为前奏的文学批评变革热潮，如惊雷炸响，轰然崛起，显现出无与伦比的超前姿态。以“方法年”冠于1985年，表彰其非同寻常的意义，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等流行于西方的各种批评方法被迅速、大规模地引入，批评家立即运用到对新时期文学及过往文学的研究实践中，尤其以“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引入和运用最为普遍。在“科学方法论”的冲击下，当代文学批评彻底告别了一元独霸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方法论观，然而，文学批评界一方面呈现“你方唱罢我登场”，争奇斗艳的激烈竞争局面，另一方面存在生吞活剥、饥不择食的倾向。某些批评家虽具有反传统的热情，但存在狂热性与盲目性，发展到极致造成的科学主义理论倾向的泛滥和文学批评观念与意识的混乱，也是有违“个性”原则的，需要冷静地鉴别与思考。
　　同是1985年，吴亮宣称“批评即选择”[1]，从文学批评对象的选择到批评模式的选择都要体现主体独特的理解、领悟、发现，从而确定的批评模式，展现独特的个性和创造力。这一命题坚持选择的权利和主体的自由，显得坚定、自信，极具挑战性。与之呼应，滕云和鲁枢元发出了“我所评论的就是我”[2]的振聋发聩的吼声。当个体自由的生存理想被社会群体共同性理念压制得忍无可忍，或被科学名词搞得头昏脑涨之后，个体由反思而生出疑问，迫切要求改变因循已久的批评惯性和思维惰性，呼唤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感受，发出属于自己声音和心灵的个体主体性批评的到来。从1984到1987年，刘再复发表了一系列围绕“人的主体性”展开的论著，他认为：“当代文学从主体的失落走向了主体复归。”[3]强调批评家要“注入自己的情感”，“批评就不再是批评家的工具……而是批评家内心的热烈需求”。然而，主体性诉求的过于张扬，又难免失却批评家必要的冷静。
　　从1986年开始，随着以马原、莫言等人为代表的先锋文学的叙事革命，一些文学批评者开始语言学的转向。“关注作品本体，又丝毫不放弃批评主体的‘意图’和对语言所负载的‘信息’的寻找”[4]，这是对“科学方法论”批评的超越，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主体性”批评进行了纠偏。从广义角度上看，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融合和共生。文学批评的话语喧腾和方法实验热潮逐步冷却，进入了沉淀和反思的时期。
　　三、多元与分裂——后新时期的文学批评
　　后新时期文学“是中国社会进入商业时代的文学”[5]。它最基本的特征是，以无限制的自由为前提，面对市场化生活的个人化写作。进入90年代后，在滚滚而至的商品经济潮流中，文学受到充满物欲狂想和感官刺激的商业文化和市民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在焦灼、困惑之后，或者选择逃避，或者选择反抗。作家不再扮演社会代言人的角色，而是以自我观念、信仰为根基进行个体言说。
　　同文学创作一样，文学批评也因经济中心的排拒而被边缘化，唯此才能保证它以正常状态进入多元对话语境，避免自我角色的放弃，而是站在边缘者的立场发出清醒而独特的声音。此时期文学批评探索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纷纭繁复的批评现象进行整合。同时，从批评主体出发，出现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文学批评形态。如葛红兵提倡的个人化批评、吴炫等提倡的“第三种批评”等，特别是“第三种批评”，针对西方话语和中国传统话语提出，强调每一个批评者以独立的个性面对批评的真相，做出自己的判断、阐释，同时避免主观随意性。
　　于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出现了多元互补的格局，中心批评瓦解，主潮批评缺席。此时期文学批评最大的特点就是分裂，体现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和价值取向，不同的批评家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批评观，以自己的思想方式说话，自主选择关注点和兴奋点。按行业特征行成了媒体批评、学院批评、作家批评、大众批评等共生共荣；按地域个性出现了“后北京”（后现代）、“新南京”（新状态）、“旧上海”（国学根基）的三足鼎立；从性别特征出发，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批评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文学批评的个性化特点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批评方法、批评主体类型、批评的声音、批评的文体等都显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特征。然而中国的文学批评仍处于形态的形成阶段，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学院派批评的晦涩化与大众批评的浅薄化、世俗化趋向；快餐文化式批评的虚假繁荣；商业手段的介入和利益的驱动；“捧杀”和“棒杀”的尖锐对立等。
　　四、总结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