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国内西藏知识生产状况研究述评(2)

　　英文搜索国外对我国西藏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反思的文章结果为零。国内对西藏知识生产状况进行分析的研究也是寥寥可数。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的央珍和喜饶尼玛2010年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一篇近代西藏研究述评。文章将近代有关西藏的研究分为政治、历史、社会三个层面，在总结和反思近代西藏研究的整体状况基础上分析其特点，提出当前西藏研究的研究范式有待进一步转型，研究内容和研究资料也有待挖掘。

　　西藏民族学院图书馆的孔繁秀在这一方面做了相对系统的研究。她通过对近代藏学研究学术论文进行分析，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基于论文数量、发表年度、作者属性、期刊源和主要研究方向等多个分析指标，对国内关于我国近代西藏研究的文献做了简单的总结，其研究目的是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总结西藏研究的现实状况，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孔繁秀还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2000-2004年5年间汉文版的《西藏研究》所刊载的藏论文和作者进行了统计分析，主要统计指标包括发文量、题目类别、作者所属系统、地区和合作率等信息，从文献计量的角度分析了《西藏研究》的办刊质量和我国藏学研究的状况。2011年孔繁秀还基于CNKI数据对《中国藏学》的学术影响力做了细致的分析，作者同样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中国藏学》在1988-2011年间的载文量、载文被引情况、作者情况等数据做了定量分析，客观评价了《中国藏学》的办刊水平，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中国藏学》的办刊水平。

　　孔繁秀关于西藏研究分析的系列论文最大的特点是基于文献计量法的统计分析，文献计量法是一种源于自然科学的量化分析方法，其研究对象是各种文献的外部特征。布拉德福、洛特卡、一齐夫三定律，文献增长、老化规律以及引文分析研究三大组成部分是文献计量方法的主要内容。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基于这种分析方法得出的统计结果实际上是文献、情报学的，其学术关怀在于学术文献与出版物的管理和情报服务的提高。从反思性西藏研究的角度来看，其研究目的在于对西藏研究本身进行梳理和反思，所以其研究对象主要以某种期刊为主并选取特定时间段的相关文章进行分析，对提高对国内西藏研究的整体把握作用十分有限。

　　张永攀在边疆视野下做了西藏研究60年的总结与回顾。他指出，随着多元文化的交流，西藏研究舍弃了旧有的传记体，开始运用现代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边疆历史。建国以前，在民族国家危机的社会背景下，以西藏研究为中心的学者受到西方范式的影响，初步形成了西藏史研究体系，研究范式逐步稳定。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引入，对西藏史研究产生了新的影响，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立了以边疆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主的研究体系。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达赖集团的叛逃、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又丰富了西藏历史研究的内容。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使得方兴未艾的西藏历史研究得不得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西藏历史研究开启了新的历史阶段，产出了大量实证资料与优秀著作。进入新世纪后，西藏历史研究开始受到西方历史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历经建国以来60多年的发展，西藏研究发展成为了一门现代性的综合学科，主要研究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等多各方面，藏学学科得以形成。边疆史视角下的西藏历史研究成为了中国边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建国以来的西藏历史研究，随着政治动荡、学术发展经历了一各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1980年以来，西藏历史研究引入了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等学科，一个新体系逐渐形成，藏学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但西藏历史研究领域还相对传统，依然倡导运用传统研究方法，尽管也有少量运用逻辑分析法、比较法、计量法等实证方法来进行相关研究，但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对历史学界有深刻影响的社会史学、年鉴学派等学术理论的应用十分有限。张永攀从时间维度上基本上总结了西藏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特征与变化。但仅是笼统概括，缺乏实证材料的分析与论证。

　　综上所述，央珍和喜饶尼玛主要从政治、历史、社会三个面向对近代西藏研究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总结与反思。张永攀与孔繁秀同样都做了西藏研究60年的回顾与总结，不同在于孔繁秀主要是基于文献学的分析与总结，而张则是从边疆历史的角度对西藏研究进行总结，研究目的前者在于提高期刊质量，后者在于总结60多年来西藏研究的学科发展脉络。

　　三、研究结论

　　（一）西藏研究边缘化

　　张永攀将西藏研究置于边疆史地的序列内进行总结，这也反映了当前我国西藏研究甚至是民族研究在传统学中被边缘化的现象，西藏研究在边疆研究的框架之下，不能不因为其边疆属性而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被柔性边缘化。西藏从地理位置上讲确实属于边疆毋庸置疑，如果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那长期边疆化的研究必然会影响社会认知和社会心智关于西藏的想象，因为与边疆社会相对应的概念是主流社会甚至是大汉族中心主义的社会观，久而久之人们在边疆视角的学术生产下会如何想象西藏，不言自明。笔者认为，当前我国西藏研究迫切需要以西藏为中心从较为宏观的全国性的学术版图出发，将西藏研究定位为区域性研究而非边疆研究，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看这也有利于社会认知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整合的进一步提高。

　　（二）研究主体少，存在民族研究与非民族研究的二元分隔

　　从目前对西藏知识生产进行总结与反思的文章数量来看，相关研究是十分有限的，不仅数量不足，且研究主体单一。已有文献的研究主体主要是边疆史地研究所、西藏民族学院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以民族研究机构为主，非民族研究机构参与程度极低。北京大学民族社会学专家马戎先生在2010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的文章《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中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着另一类“二元结构”，即在许多领域中存在着“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这一客观上普遍存在的群体区隔在另外一个维度上把中国社会一分为二。马戎先生指出我国另类二元社会结构同样存在于学术界，从本文的综述状况来看，这一现象同样存在于西藏研究中。

　　在西藏研究中存在的二元结构问题一方面会导致西藏自身的知识生产甚至社会文化越来越封闭，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西藏社会知识供给不足的局面。这是一个影响深远且值得讨论的问题。弗洛伊德用三个方面来划分个体的心理组织系统：“本我”、“主我”和“超我”，而吉登斯用基本安全系统（basicsecuritysystem）、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取而代之。其中话语意识所关涉的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本我，本我何以建立？吉登斯认为，它是靠“它者话语（discourseoftheother）”得以构成，知识系统是最易得也最具权威性的它者话语的来源。在知识系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本我无以为立，就会威胁到个体的基本安全系统即本体性安全，根据吉登斯对本体性安全的定义，可以将上述情况通俗得解释为个体关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基本衡量因素缺失。这会导致两种后果，第一，由于基本认同感的缺失导致个体的社会定位无从谈起，个体焦虑不断增加，行动者的社会进入困难。“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机制必然彼此交合”，当个体系统整合出现危机时，社会整合也岌岌可危。第二，在内部知识供给匮乏的情况下，个体为了获得本体性安全不得不去外部寻找知识资源，并以此来建立个体的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这种知识生产状态的危害性是巨大且长远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随着国内外的中国问题学者对中国问题的学术兴趣居高不下，人们亟需详实、贴切、宏观且专注的中国研究与分析，这种需求不仅庞大且在不断增长。作为中国研究的中心，如果国内的学者只是囿于地域和学科内部的学术研究和谈论就无法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那么就会有不了解中国问题的学者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机会主义者滥竽充数，这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整体发展的。

　　注释：

　　《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按毛传：“中国，京师也”。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4）.1.

　　刘刚、李冬君.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1.

　　藏族对学科体系的传统分法。分为大五明和小五明，大五明包括声明（声律学）、因明（正理学）、内明（佛学）、工巧明（工艺学）、医方明（医药学）；小五明有（辞藻学）、韵（韵律学）、修辞、歌剧（戏剧学）、星算（星算学）。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达分析.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5.14.

　　马戎.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143.

　　参考文献：

　　[1]孔繁秀.基于CNKI数据对，《中国藏学》学术影响力的分析.中国藏学.2012（1）.

　　[2]孔繁秀.建国60年国内藏学研究文献概述.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9（1）.

　　[3]张永攀.边疆视野下西藏研究60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3）.

　　[4]央珍、喜饶尼玛.近代西藏研究述评.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5][德]卡尔·曼海姆著.霍桂恒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