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逻辑探微(2)

　　难性后果却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结果，"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的合理性本身。"[5]（P.113）

　　康德所设定的人类借助理性的力量从梦寐中解放、建立一个自由合理的世界的启蒙任务在现实世界中并没能实现。启蒙理性发生了逆转，它非但没能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反而使人类又处于一种奴役自然与自我奴役并行的困境，又处于工具化的技术理性的宰制之下。"技术世界的理想、废除自然，即彻底控制自然又反馈到人的身上：全面的剥削作为'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在被规定为是必然永恒的自然的剥削中只能坚持剥削的本性，'即虚假的绝对，盲目的统治的原则'，并发展为一切社会形式的统治工艺学。"[6]（P.89）技术理性支配下的大众以一种沉沦和随俗的方式屈从于物质利益暴政，从而丧失了启蒙理性的原有的自由和解放的形上维度，理性从此也彻底放逐了解放的可能性。至此，旨在征服自然、使人类摆脱梦寐状态的启蒙运动转到了反面，启蒙走上了自杀之路。

　　三、启蒙理性：一种当下的选择

　　可以说，无论是就内在本质还是社会作用而言，工具化的技术理性与最初的启蒙理性都存在着实质的差别。

　　首先，从内在本质来看，启蒙理性内蕴的是对人性和人文精神的肯定和弘扬以及对人类解放的乐观精神，是一种基于未来的一种普遍理性。而工具化的技术理性则完全遵从于现实的逻辑，追求的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抛弃了理性的批评性和形而上的价值维度，是一种片面的理性。其次，从社会作用方面而言，启蒙理性之初即提出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人是实现自身解放的力量。而工具化的理性则使人沦为技术和机器的奴隶而不自知，使人沉浸于一种永恒的当下状态，从而失去追求自身解放的意识。

　　对于消除技术异化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是从改造理性的角度着手，在技术理性批判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比较有代表性，其中的许多思想家都提出了设想，如马尔库塞认为制度本身的理性必定有什么毛病，也就是人们组织社会劳动的方式有问题才导致技术的异化，所以在《单面人》中，他断言："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成就已使如下转化成为可能：把价值观念转化为技术的任务--价值观念的物化。其结果，重要的便是用技术的术语，把价值观念重新定义为技术过程的要素。这些新的目标，作为技术的目标，不仅在机器的利用中，而且在机器的设计和制造中都将起作用。"[7]（P.198）另外，哈贝马斯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动的"不合理化"，所以，要想消除科学技术异化，就必须实现交往行动的"合理化"，从而以交往取代劳动在人类社会和社会历史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不难看出，他们都不是在否定理性本身价值的意义上来讨论问题，其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是在从工具理性向启蒙理性回归。虽然他们对发达工业社会作出了十分深刻的批判，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并没有像后来的后现代主义那样对启蒙、对理性采取了完全拒斥的态度，这是他们与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最大不同点，而恰恰是这一点是最为可贵的。

　　启蒙理性曾经将人类从蒙昧中唤醒，人类借助伟大的工具--科学和技术的力量从神的阴影下走出来，并重新确立了自身的权威，主体性得到极大弘扬。没有启蒙理性、没有科学技术和人本精神，便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便不会有人的智力和能力的提升。因为工具理性往往扮演着"第一生产力"的角色，是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动力源泉和重要杠杆，而人本精神则体现了一种平等意识为核心的现代意识形态，民主理念就基于平等意识。可以这么说，所谓现代化，其实正是启蒙、理性、主体性等方面的提升和弘扬。虽然技术理性甚至理性本身在西方语境下已经遭到了批判，但是，正如美国学者詹姆逊所坚持的那样，只要我们对现在的社会矛盾、文化状况有深刻的认识，就能对将来产生比较强的影响，在目前我们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启蒙理性核心观念的科学精神和人本精神，恰恰是我们不能缺失的，启蒙精神仍然是我们当下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