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伦理经济观重塑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2)

　　随着中国古代生产力的发展，从儒家到法家思想的演变，再到后来的宋明理学、晚清康有为的《大同书》思想，可以看出，伦理道德是内置于整个社会肌体的，经济主体（个人、家庭、社会）的纲常伦理与经济利益的追求有机协调，伦理经济观初步形成。但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和小农经济特征，决定了在伦理经济观上难以统一和系统化，伦理经济思想只是散见于各种学派的个别论述中，不能起到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在现代中国，则基本上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工具理性论，道德伦理思想与经济生活渐行渐远。

　　（二）西方伦理经济思想述评

　　古希腊的柏拉图，第一次提出建立"正义"、"美德"的"理想国"思想。他认为，经济活动是《理想国》理念、政治蓝图的具体体现。亚里士多德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认为经济研究应当与人类行为目的相联系，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爱、中道、友谊、国家正义、公平交易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规则。杰米·边沁提出"功利主义"伦理经济观，强调经济活动以实现个人最大幸福和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原则[3]。

　　到近代，亚当·斯密试图将经济与伦理两者相结合。斯密《道德情操论》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把人在经济上的自利欲望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人类行为的动机是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称《国富论》）中，他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是个人自利，通过竞争机制达成自己和社会希望的结果。两部著作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不同。他承认人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斯密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富国裕民"[4]252-253，它可以通过个人分散、自由的自利行为来达到。"经济人"思想和"看不见的手"理论构成了斯密经济学的基础。"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自利的行为，客观促成了社会利益的产生[4]27。斯密既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又是一位理想主义经济学家，其追求自利的"经济人"思想具有伦理道德理性。

　　从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思想以来，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断改造"经济人"的理性，并形成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惟一动机的"理性经济人"。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完全抛弃了斯密"经济人"中的内含伦理基础，借助于现代微积分原理构建了经济人理性决策的基本模型，从效用、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角度阐述个人、产商甚至政府的理性决策。现代经济学虽然模型更加精美，形式和结构越来越科学，但其理论内核的缺陷十分明显，并且无法合理地解释现实经济[5]。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现代经济学曲解了亚当·斯密，斯密并不存在所谓的人格分离，其"经济人"中蕴含伦理道德基础，他因此呼吁重新回到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观[6]，并尝试将经济学与伦理学结合起来对西方经济学进行重构，强调经济发展应以人为本，并提出用人类发展指数（HDI）取代GDP的全面发展理念。

　　二、现代主流经济学伦理经济观的缺失及后果（一）现代主流经济学伦理经济观的缺失

　　在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流的现代经济学中，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作为"经济人"追求的惟一目标，将复杂的经济现实简单化，然后先验地从简单的假定出发，利用逻辑推理、数学演算建立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去解释客观经济现象。数学决策具有抽象性和准确性，但严格的理论和计算假设使结论离现实相去甚远，单一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规则将经济人贪婪的自私急剧放大，从而危害到人类的生存。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文关怀被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彻底抛弃。在斯密那里，经济学与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无论在《道德情操论》还是在《国富论》中，斯密对"经济人"的自利性都是置于道德、社会公正和法律约束之下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抛弃了斯密的伦理学传统，完全将"经济人"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人"，将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当成是"经济人"的惟一理性[7]。

　　（二）伦理经济观缺失所带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