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公案剧的法制文化价值(2)

　　关汉卿公案结局，都是喜剧性的，即便是《窦娥冤》也不例外，窦娥的冤情最终被昭雪。而《望江亭》中的杨衙内则被痛打，削职归田成了平民；《蝴蝶梦》中的葛彪被复仇者打死；《鲁斋郎》中的恶霸鲁斋郎被斩首。通过特权阶层被法律惩处，说明他们是罪有应得。作者想借此说明，只要触犯了法律，皇亲国戚与庶民同罪，一样要受到法律制裁，从而表达了作者希望人人平等的法制理想。

　　三、对“公平公正”执法理想的执著追求

　　清官是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中的重要角色，也是元代公案剧中的重要形象。包公作为其中的代表，早在元杂剧的公案剧中就已多次出现。剧作家通过包公等清官形象，表达了“公平公正”的执法理想。

　　包公形象在关汉卿的公案剧中多次出现，使这一形象后来更加深入人心。《蝴蝶梦》中葛彪打死了王老汉，王老汉的大儿子打死了皇亲葛彪。杀人偿命，这是自古而然的事理。然而，按照元代法律，蒙古贵族打死人不必偿命，而汉人打死人必须抵命。面对这一影响巨大的公案，包公如何执法？案情峰回路转，几经周折，包公最终还是机智巧妙地判决了此案。让草菅人命的葛彪死得活该，既伸张了正义，又保护了王氏兄弟。

　　另一部包公剧《鲁斋郎》同样塑造了包公的清官形象。包公为了做到“公平公正”执法，想尽了一切办法。为了处死为害社会的人渣鲁斋郎，包公机智地在上报朝廷的材料中，将鲁斋郎的名字改为“鱼齐即”。皇帝看了这个“鱼齐即”无法无天的材料后，在上面判了个“斩”字。等皇帝的批复一到手，包公立即添加笔画恢复成“鲁斋郎”的真名，并立即将其斩首。皇帝后来知道此事，也无可奈何地说“合该斩首”，真是大快人心。

　　除了包青天形象，关汉卿的公案剧中还有其他清官形象，从而形成一个清官系列。如《窦娥冤》中的窦天章，最终查明冤情为女儿伸冤。再如《四春园》中的钱可，也属此类形象。剧中李庆安蒙冤被判死刑，幸开封府尹、清官钱可复查此案时，发现其中的冤情，后查找到真正的凶手裴炎，明正典刑，王闰香、李庆安由他主婚结为夫妻。《望江亭》中的巡抚南都御史李秉忠，一直追查杨衙内案，在公堂上他宣布了杨衙内倚势挟权、妄奏圣主和夺人之妻的罪状并予以惩处。公案剧中明断案件的包公、钱可、李秉忠等人，就是关汉卿理想中的执法官吏。

　　封建社会中贪赃枉法的官吏比比皆是，所谓“千里为官只为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金钱和利欲面前，封建官吏胡乱判案甚至颠倒黑白的事屡见不鲜。关汉卿公案剧中，就有《窦娥冤》中的贪赃太守桃杌，《四园春》中对李庆安刑讯逼供的贪官等丑恶形象。站在这些贪官形象对立面的包公等清官形象，与他们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对比之中相互陪衬，使得这些“公平公正”执法的清官形象更加鲜明突出。清官公正执法，实际上也是关汉卿的一种法制理想。

　　四、倡导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社会风气

　　法制社会的建立，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也需要经过与邪恶势力的斗争才能实现。关汉卿的公案剧中，通过公案故事的演绎，对元代社会法制沦丧的现状做了如实描绘，表达了关汉卿对维护国家稳定与法律尊严的忧患意识。与此同时，他积极倡导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风气，以促进法制社会的形成。

　　关汉卿公案剧《救风尘》中的赵盼儿，虽然是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但她有一副助人为乐的侠义心肠。当秀才安秀实求她去劝说宋引章时，她很爽快地答应了。同样，在接到宋引章求救的信后，她仗义疏财，准备用自己的所有积蓄去赎回宋引章。当用钱救人之计失效后，她又挺身而出，带着礼物来到郑州，使尽风月场上的手段迷惑邪恶势力的代表周舍。她假意要嫁给周舍，骗得了周舍下休书休弃宋引章。得到休书便带着宋引章赶回汴京。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周舍告到了郑州官衙。赵盼儿不畏强权出庭作证，使周舍理屈词穷最终败诉：被杖六十，与民一体当差。宋引章则与安秀实结为夫妻，法律的尊严得到维护。这部公案剧，突出了赵盼儿仗义疏财、见义勇为的个性。

　　对于赵盼儿这样一个见义勇为的女性，作者是充分肯定的。关汉卿长期生活在广大下层人民中间，对下层人民怀有深厚的同情心，对他们的思想愿望也是比较了解的。他没有因为赵盼儿的身份是妓女而鄙视她，相反因为她有侠义心肠而倾注了对这一人物的喜爱。在这个形象上，除了宣传了平等思想，更主要的是突出了主人公的见义勇为之举。

　　另一部公案剧《蝴蝶梦》写了王老汉三个儿子的复仇行为。老大失手打死了皇亲葛彪，包公受理此案后却出现了一桩怪事：王家的三个儿子都争着说是自己打死葛彪的，个个愿意去抵命。王母不同意老大和老二去抵命，当包公判定由老三抵命时，王母才同意。原来老大老二都是她的养子，只有老三才是亲生的。包公为之感动，决心要搭救老三。后来他用盗马贼替他受刑抵命，并帮助王家的三个儿子都做了官。

　　封建时代的法律对复仇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而对于报杀父仇是不加谴责的。相反“父仇不共戴天”，不报反而会受到谴责。王老汉三个儿子为父复仇，带有为民除害的性质，是见义勇为行为，超出了个人恩怨，所以作者让包公搭救他们。这出戏的结尾让王家的三个儿子都做了官，实际上是对他们除暴安良行为的一种肯定。除了王氏兄弟直接参与除暴安良，包公同样在除暴安良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关汉卿等著、徐燕平注：《元杂剧公案卷》，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

　　{2}（明）叶子奇：《草木子》，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

　　{3}（明）宋濂、赵埙、王■：《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2年度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关汉卿公案剧的艺术价值探究》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YG2012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