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悦悦事件看法律的局限性(2)

　　四、立法保护见义勇为行为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法律不仅平等地对待每个公民的行为，而且平等地对待公民行为中的善和恶，授予公民因“善”行为获得奖励的权利。“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因为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的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①如果立法保护见义勇为行为那就是国家通过法律对此行为的鼓励，其积极意义相比于道德教育更大。对于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立法，无论是持有什么样的观点，都是从如何“挽救”道德危机的角度来关注见义勇为行为的，却往往忽视和冷落了见义勇为行为主体的权利。由于公民获得奖励之权利未获得认可和尊重，[7]使得见义勇为行为日渐稀少。在社会严峻的形势下需要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保护，尤其应注意对见义勇为者奖励权利的确认。立法固然重要，但是还要树立正确的正确的法律观念。以立法的形式肯定见义勇为在以中国传统制约为宗旨的法律观向以现代和谐为宗旨的法律观转变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保障见义勇为行为政府应有的职责

　　在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给予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政府应当运用国家的力量给予规范和奖励。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明确见义勇为的奖励。政府的责任应该采用以下承担方式，主要有：设立各级“政府见义勇为基金会”、给见义勇为者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将一些家庭贫困的见义勇为者纳入政府社会低保范围、在指定的公立医院内减免见义勇为者的医疗费用、由见义勇为人所在的基层公安机关承担见义勇为人和其家人的人身安全保护，免受报复等等。另外，政府应该积极和社会救助之间达成默契，形成相互促进和相互间多沟通的局面。政府的救助责任只有在其他手段用尽仍不能补偿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而受的损失时才能启动。但是对见义勇为者和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免遭报复这一点，政府应该承担积极的责任。

　　结语

　　小悦悦事件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最主要的是道德拷问，而不是纯粹的只靠法律去解决。一个先进的运行良好的法律制度，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其生存的土壤。“如果一个社会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文明，社会的诚信度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还没有足以让任何人可以放心的去行善，”[8]那么“小悦悦事件”中非救助行为就不应该冒然地写进法律。“小悦悦事件”折射出的法律局限性是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不能把道德法律化，但法律可以指引道德，可以提升道德的价值标准。道德需要法律的认可，法律也需要道德的完善。单纯地将见死不救入刑，依靠刑罚的方式不能消除社会冷漠，反而会让人们逃避见义勇为。从法律上对见义勇为者加以保护，是重塑社会美德的重要的一步。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参考文献]

　　[1]朱勇.关于见义勇为的几点思考[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7（4）：5-6.

　　[2]曹刚.法律的道德批判[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45-46

　　[3]刘如军等.关于在刑法中增加“见死不救和见危不救罪”的草案.2001（3）：3.

　　[4]EdgarBodenheimer.Jurisprudence：thePhilosophyandMethodoftheLaw[M].Bost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36-37

　　[5]张东平.见危不救犯罪化质疑[J].河北工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4）：14.

　　[6]秦红岭.论道德法律化的负效应[J].社会科学，2000（9）：7.

　　[7]李旭东，汪力.对见义勇为人负的保护和立法思考[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3）：24.

　　[8]李常青，冯小琴.论法与道德的现实与未来冲突及构造[J].现代法学，19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