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中的绽放

　　摘要：时代规约从来都是文学创作不可绕过的语义场。闻捷与舒婷的爱情诗在面对着时代规训的困境下，另辟蹊径，戴着镣铐跳舞。通过个人经历差异对爱情主题的不同理解、情感基调的明朗与表达方式的丰富多样以及叙述角度择取的巧妙与深藏其间的文化色彩，两人的爱情诗歌创作实现了规训中的绽放。

　　关键词：闻捷舒婷爱情诗时代规训

　　爱情是文学创作中亘古不变的一个主题，不同时期的诗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对爱情诗歌的选择与创作也有其不同。闻捷，在“十七年”时期诗歌充满“写实”倾向的诗坛，另辟新径，用“牧歌”的笔调来处理“颂歌”的主题，将劳动与爱情结合在一起，谱写了一曲曲“新生活的赞歌”，使他的爱情诗歌充满“社会色彩”；舒婷，在“文革”结束后的诗歌变革中，以朦胧诗的创作奠定了她在诗坛上的独特地位，尤其是其爱情题材的诗歌创作，通过内心的映照来折射外部世界，探索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抒写个人意识的苏醒，这些努力使她的爱情诗歌充满“人的色彩”。虽然他们活跃在诗坛的历史时期不同，但他们都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都抒写了社会主义时代青年男女真挚美好的感情，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一、时代的印记——诗歌创作的时代规训

　　建国以后，诗坛上诗歌创作的“现代化”成了诗人们的普遍意识。要求诗和动荡的现实生活建立更直接的关联，在情感和语言上打破“个人”的狭窄范围，探索表达现代经验的有效的诗歌艺术方式，是诗界的主要潮流。如何突破诗歌狭小的范围，很多诗人从诗歌题材入手，加强了诗歌的“写实性”，加强了诗歌与现代人生存状况的联系与关切。从“十七年”时期的诗坛创作来看，我们可以得知，整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叙事诗与政治抒情诗的热潮。主要的代表作家有郭小川、贺敬之、闻捷等。其中，闻捷的诗歌有其独特的抒写角度。同样是叙事，他选择了少数民族的异域风情和劳动场面作为叙事对象；同样是抒情，他通过爱情的美好这个侧面来反映出新时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歌颂。

　　进而广义地看，整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的大多数诗歌，都可以称为“政治诗”，即题材、视角的政治化。但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几十年来诗歌的写实性创作传统在“文革”这个特殊的时期出现了断裂。“文革”后，诗歌的创作大多呈现出对政治话语规避的现象。许多诗人也抱有着对诗歌重建的期待。由此七十年代末，出现了“归来者”诗群，在这些诗人的创作中，呈现出来的大多是对生活道路曲折以及生活中的磨难给予他们的经验，有某种“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倾向和自叙传的性质”。

　　进入八十年代，“新诗潮”的崛起为当代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朦胧诗成了这一时期诗坛的主流。由于处于“文革”刚结束的特殊时期，“为了表达文学（诗）因为‘政治’长久过多缠绕而谋求‘减压’的愿望，一些诗人的创作选择了对时代敏感话题的规避，转而专注于内心的情感抒发。”[1]其中，舒婷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位诗人，她的诗歌承接了新诗中表达内心情感的这一在“文革”时期受到压制的线索，爱情题材创作的选择使她的诗歌体现出有别于同时期诗人的创作的属于自己的特色。

　　二、规训中的探索——戴着镣铐跳舞

　　（一）诗情之源于生活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造的源泉，任何文学创造活动归根结底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作为文学创造的客体必然影响着创造主体即作家的创作。

　　1.诗人的经历

　　闻捷的爱情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作为随军记者，闻捷在四十年代来到新疆。几年的少数民族生活的经历，加上受到少数民族人民热情、淳朴的民风的影响，他的诗歌情调大多是欢畅明朗的。他用“牧歌”的笔调来处理“颂歌”的主题，将劳动与爱情结合在一起，谱写了一曲曲“新生活的赞歌”，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组诗《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谣》，而爱情与劳动的结合，正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

　　而舒婷，在朦胧诗人中，最早关注了个人内心的情感。一般的女性诗人的创作题材比较容易局限于爱情婚姻中的悲欢离合，而舒婷的爱情诗歌，较深刻地挖掘了个人或者单纯以女性为主要群体的个人意识的觉醒，探讨了个人的价值。这和她的身世不无关系。舒婷出生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早年下乡后又当过临时工，曲折的经历使她接触了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也激发了她诗歌创作的灵感，影响了她爱情诗歌的创作，主要作品有《致橡树》、《会唱歌的鸢尾花》、《神女峰》等。

　　2.对爱情主题的把握

　　五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崭新的中国，结束了战争的苦难，全国上下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当时的诗坛上大部分的诗歌免不了追随主流，诗歌创作旨在歌颂新中国、新生活。而闻捷凭借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感应时代潮流的号召，创作了《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婚礼》等爱情诗篇，“赞美了新疆少数民族青年男女在爱情上的崇高品质和忠贞态度，刻画了他们微妙丰富的内心世界，从爱情这一特殊角度歌颂了新生活。”[2]对于爱情主题的把握，闻捷侧重于对爱情观念的表达，他的诗歌并不是单纯地只描写男女之间的感情，而是与社会生活相关。将爱情置身于劳动之中，追求与劳动相结合的爱情，在爱情的和谐步调中献身劳动、献身于新生活的建设，因此闻捷的诗歌具有“社会色彩”。

　　不同于闻捷对爱情主题的把握，舒婷的爱情诗歌以其对人的尊严的追求、对爱的理想宣言显示了她独有的艺术魅力。因其所处的时期比较特殊，在经历过精神磨难后的中国，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普遍受到压迫的神经刚刚解放。在规避时代话语的前提下，舒婷感到人的个体意识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从精神方面去唤醒人们的个人意识，对人的肯定、对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呼唤，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切关注。”[3]如她的《致橡树》，就是一首女性爱情的独白式宣言，通过“木棉”的口吻来抒发自己的爱情理想。“木棉”的独白铿锵有力，这宣言式的爱情理想与“攀援的凌霄花”、“痴情的鸟儿”的爱情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两种不同的观念来突出以及赞同这“木棉”，高扬女性尊严，以崭新的爱情观念和顽强的人格力量重塑了中国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