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构建(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强大的竞技体育在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超越竞技运动本身。20世纪50年代，为我国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喊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时代最强音，激励着全国各行各业的人民奋发图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女排连续夺得5次世界冠军，缔造的“不畏强手，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各族人民的信心。雅典奥运会上刘翔充满自信敢于胜利的跨越；都灵冬奥会上张丹在高抛受伤后用坚强的意志演绎“龙的传人”形象，都凸现了竞技体育蕴含永不放弃的精神理念。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在中国体育中表现得明显而强烈。竞技体育主要通过升国旗、奏国歌、登领奖台、穿有标志性的服装来表露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荣誉与梦想”的主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切的忧患意识[7]。在社会转型时期，竞技体育体现出的精神理念，对于重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2自身的变化对构建中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机遇和挑战

　　构建软实力还要以硬实力为基础，只要硬实力提高了，软实力才有可能随之提高。中国竞技体育的硬实力在之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为中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构建打下坚实基础。从1896年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算起，奥林匹克运动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新中国直到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15枚金牌产生巨大的影响，位居金牌榜前列。1992年和1996年，分别在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以16枚金牌排在美俄德3国之后位列第4，居第2集团之首。进入21世纪，中国体育的硬实力持续增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悉尼、雅典、北京、伦敦，连续4届奥运会金牌榜上跻身3甲，发生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更是以51枚金牌名列榜首。这是非欧美国家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名列金牌榜首位，是世界竞技体育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在亚洲范围内，从1982年的第9届新德里亚运会中国取代日本开始，一直至今都是亚运会的金牌榜第一，取得的这些成就足以证明中国体育硬实力的强大，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成见，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成千上万来到中国的外国宾客和媒体，来时带着各种偏执的成见，走时留下的却是“要公正、真实地宣传中国”的承诺。正如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8]所言：“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北京奥运会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全面展现中国，树立中国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的绝好机会，让中国进一步走向了世界，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我们学会了国际规则，促进了中华民族在新时期和世界的融合与交流。

　　在我们看到机遇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体育领域的一些不和谐音符给中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构建带来挑战。由于合乎目的性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失衡，当今体坛业已严重异化。异化现象已经严重阻碍了当今体坛的健康发展，引起了人们对竞技体育发展前景的焦虑。兴奋剂、假球、黑哨、贿赂、种族歧视、球场暴力等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败坏了竞技体育的声誉，玩弄了广大观众的感情，威胁着竞技体育生存空间。例如：中国足球的假赌丑闻；中国体操队因为“年龄门”事件，被取消了一块悉尼奥运会铜牌；再到奥运冠军佟文因兴奋剂被禁赛等等一系列竞技体育异化现象。无论是兴奋剂，还是“年龄门”，绝对不仅仅是两起孤立事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体育的认识从根子上就发生了偏差，失去了体育道德认知。“体育净化人类的心灵”、“体育让青年人走到一起”的格言在这里成为了笑柄，留下的是“成王败寇”的悲惨教训。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竞技体育异化带来的这些问题，中国竞技体育的软实力可能会不增反减。

　　2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构建路径

　　2.1构建具有普世性的中国体育价值体系

　　价值观的重建是中国竞技体育软实力构建的当务之急。翻开近代西方体育价值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它就是一部价值观普世化的历史。他们凭借强大的“坚船利炮”保驾护航，用雄厚的资本铺路，使硬实力首先取得了胜利，尔后人们才逐步开始研究其胜利背后的软实力。在这一进程中，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体育文化和价值观不管你愿意与否，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反应，也都纷纷被席卷进了这个全球性的潮流和漩涡之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竞技体育软实力内涵构建的精髓在于其所包含的价值、文化和制度的普世性，为不断酝酿、形成中的全球共同体或者全球性社会提供丰厚的共享体育价值。竞技体育软实力的价值，首先要具有吸引力，其次要让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够并愿意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观。中国传统体育价值体系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与其他文明沟通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不容易被世界其他体育价值体系所接受和转化，这就需要我们在学理上进行系统化、跨文化转化，挖掘提炼其通俗易懂的普世价值观。在以“天人合一，身心一元”的中国传统体育价值观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在新世纪“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影响下，形成了以人文体育观为主导价值观，多元体育价值观并存的状况[9]。今天的体育全球化，特别需要多元价值观的融汇贯通，面对西方体育价值体系造成的人文危机和生态危机，中国的体育价值体系为解决这一危机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

　　2.2发挥竞技体育制度的吸引力

　　一个国家的体育体制，是决定体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发展规模与速度的重要前提。它的形成、发展、成熟和衰亡都是由体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国的竞技体育实行的是以“举国体制”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关于“举国体制”，刘鹏局长认为：“就是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充分发挥其最大效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的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10]由于实施“举国体制”使我国竞技体育在国力尚不强大的情况下，迅速地确立了在亚洲和世界的领先地位，这对于一个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没有先例的[11]。中国在进入世界体育“大家庭”后，多次打破世界纪录，屡次获得世界冠军，都得益于这个体制。

　　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优势，已经引起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兴趣。一些国家积极借鉴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主要是提高国家层面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和资源调配[12]。在后奥运时代，我们将继续坚持举国体制，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俄罗斯总统颁布加强奥运会准备工作的命令，希望重振俄罗斯竞技体育的辉煌；美国奥委会对8个重点项目进行重点扶持，将资金集中投入到这些优先发展的项目；法国青年体育部曾制订了长达8年的“体育复兴计划”，强化政府的管理。

　　2.3竞技体育塑造的“明星”效应

　　《纽约时报》在“一个国家的跨栏之伤”中写道：对于官员、对于翔迷、对于记者来说，刘翔的退赛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中国为他的英雄落泪。刘翔的退赛，引发了13亿中国人的黯然伤神，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的一种不可替代的生活方式而存在。体育塑造的“明星”，也拥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号召力。

　　姚明作为中国竞技体育界涌现出的一个世界级明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在提升中国的国际认可度和软实力的构建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效应，2002年姚明以“状元秀”的身份进入NBA，被媒体誉为“北京对美国最大的一宗出口”（Beijing’sLargestexporttotheU.S.A.）[13]。2006年在美国《体育新闻》评出的年度“职业体育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中位列第45位。评委会的评价是“这位来自中国的运动员用自己高超的球技和良好的人品在他所从事的领域成为一名成功者，并影响了一大批人，他健康向上的品行成了人们的楷模。”姚明作为当代中国的一张“名片”，架起了中美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为美国了解中国起到了“窗口”作用。姚明在退役后，仍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提倡保护野生动物，宣传特奥会，筹集救灾基金等，所表现出的形象都是符合世界主流价值观的。

　　在构建中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的过程中，姚明、刘翔、李娜等世界级体育明星的出现，为提升中国竞技体育软实力提供了一个契机，深入挖掘姚明、刘翔、李娜身上的符号意义，寻找姚明、刘翔、李娜身上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意识的结合点，让中国的声音通过他们进入美国乃至全球的主流媒体，为提升竞技体育软实力开辟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