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灾害诗(2)

　　受上述灾异思想的影响，白居易曾在《策林》中明确提出对灾害的认识以及防灾救灾的主张。他认为灾害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君上失道：“或兵戈不戢，军旅有强暴者；或诛罚不中，刑狱有冤滥者；或小人入用，谗佞有得志者；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弃者；或男女臣妾有怨旷者，或鳏寡孤独有困死者；或赋敛之法无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时焉。”（《策林》第十八）于是忧伤之气，愤怨之心，积以伤和，变而为沴。这与历代《五行志序》中所引《洪范传》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违背物性，不合常理是导致灾害产生的根本原因。白居易的灾害诗也体现出这种思想。比如《捕蝗》认为蝗灾的产生，主要是“兴元兵后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在《春雪》中，作者提出“兹雪今如何，信美非时节”，认为二月下雪，违反时令伤害物性，因而造成灾害。二月本是冰河解冻，万物复苏的季节，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使得刚发芽的花草被冻死，才消融的冰河又重新结冰。这种反常现象，是上天对人世的预警：“上将儆政教，下以防灾孽。”

　　白居易的救灾主张也受阴阳五行灾异思想的影响。他认为灾异出现，皇帝首先要自省，追问有无政令之失，而改过自新。在《贺雨》诗中，作者详细地记述了唐宪宗自省的罪己诏。皇帝罪己，既是自省，也是减灾救灾的措施。据《通鉴》载，宪宗在罪己诏中提出的各项救灾举措，都是应白居易和李绛之请：“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上言，以为‘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又言‘宫人驱使之余，其数犹广，事宜省费，物贵徇情’。又请‘禁诸道横敛，以充进奉’。又言‘岭南、黔中、福建风俗，多掠良人卖为奴婢，乞严禁止’。闰月，己酉，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皆如二臣之请”（《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从这里我们看到白居易务实的风格。

　　与上述务实风格似乎不同，他在《捕蝗》诗中极力主张“善政驱蝗”。白居易认为发动饥民来扑蝗无补于事，因为人力不可胜天，蝗虫永远扑不完，“一虫虽死百虫来”。唐代经常发生蝗灾，救灾的方法多种多样。开元四年，姚崇以火灭蝗，及时缓解了山东境内的灾情（《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可见人力扑蝗确实能够救一时之急。但在白居易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应追溯问题产生的根源。蝗灾作为一种“咎征”，它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君臣失道，阴阳不和。所以推行善政才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法。由此可见，白居易“善政驱蝗”的主张，也是受阴阳五行灾异学说影响的结果。《捕蝗》诗最后表达了对唐太宗的敬仰和赞颂：“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兆民赖，是岁虽蝗不为害。”诗歌的指向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希望唐宪宗能像太宗一样，能够在灾难面前反躬自省，勇于担当。由此来看，白居易并非迂腐之徒，其借诗歌来劝诫和谏议的意图也就十分明显。

　　三、文学史意义

　　白居易灾害诗的文学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民本情怀的抒发。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灾害诗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反映现实。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受灾最重的永远是农人，因此悯农就成为诗歌的基本主题。诗人为民请命，大声疾呼：“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夏旱》），“况当率税时，颇害农桑事”（《大水》）；对农人遭灾，感同身受：“奔腾道路人，伛偻田野翁。欢呼相告报，感泣涕沾胸”（《贺雨》）；面对农村凋敝景象，诗人哀叹：“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捕蝗》）。这些诗歌当与《观刈麦》、《村居苦寒》、《纳粟》、《重赋》、《轻肥》等其他悯农诗相参看，可见诗人民本情怀前后贯通的一致性。

　　其二，切直显露的讽谏方式。白居易极力铺写百姓的深重灾难，目的不只是寄予同情，还在于通过诗歌来向当时最高统治者进谏。但他的进谏方式却与“主文谲谏”传统不完全相同，急切而直白，颇受时人批评。这当然与他的性格有关。《通鉴》载白居易因论事切直得罪宪宗：“白居易尝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资治通鉴》卷二三八）表达方式之所以如此切直，是因为他希望能引起朝廷的重视，也即“欲闻之者深诫也”（《新乐府序》）。在上述诗人为民请命诗句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其内心的炽热和知无不言的激情。

　　其三，藉物兴寄。在灾害诗中，白居易一方面向皇帝进谏，另一方面还顺带讥讽了丑恶的小人。比如《夏旱》诗所描写的棘与茨，本是矮小多刺而成丛的灌木，要比普通禾麦更为耐旱。这原本是一种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但诗人却赋予更多内涵，借它们来讽刺现实中的小人：“悯然望岁者，出门何所睹。但见棘与茨，罗生遍场圃。恶苗承沴气，欣然得其所。”说它们是“恶苗”，其直指当道小人的意图也就十分明显。再如《大水》中的“佣舟子”，也是诗人批判的对象：“独有佣舟子，鼓枻生意气。不知万人灾，自觅锥刀利。”这里的“佣舟子”不仅是指借水灾发国难财的人，而且也直刺朝廷中只图私利的小人。从这些别有所寄的诗句中，可以看到白居易对比兴传统的继承。

　　正是由于上述三方面原因，白居易的灾害诗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较大影响。以《贺雨》为例，诗歌甫出，即“众口籍籍”，风行元和诗坛。此后流布更广，影响也越来越大，以至于皇帝“亲批”，而学士盛传（元稹《进诗状》，《元稹集》卷三十五）。宋初，盛行“白体”。宋僧智圆在《读白乐天集》中说：“謇谔《贺雨》诗，激切秦中吟。乐府五十章，谲谏何幽深。……所以长庆集，于今满朝野。”（《全宋诗》册三，卷一三九）其后陈岩肖在《庚溪诗说》中评价白诗：“昔人目元和《贺雨》诗为谏书，余特目此诗为心迹论也。”（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二）发展至清代，张品桢《读白乐天诗书后》还认为：“细玩乐天诗，情真语自挚。……高吟《贺雨篇》，孰是音可嗣。”（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六九）由此可见，白居易灾害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不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