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做过刘裕的参军吗？(2)

　　镇军参佐的第二大来源是前述的世族子弟如王弘、谢绚、谢景仁、谢瞻、庾悦、庾登之、羊玄保等人。任用高门著姓，首要目的自然是取得士族在政治上的支持。刘裕虽然军权在握，能依靠北府力量控制军队，但是门阀巨族，政治上犹有实力，行政方面仍不得不依靠士族大姓。初入京，特别推尊琅琊王氏，让司徒王谧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即以其为朝廷宰执。对御史中丞王祯之也表现得信任非常。其实王谧这个人很不堪，是桓玄篡位时的“佐命功臣”。《宋书》说“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唯谧交焉”，为了报恩，保全王谧性命即可，何必还要让他总领朝政呢？究其实，王谧是当时琅琊王氏之代表人物，不得不依仗之、笼络之。可以对照的，另一巨族太原王氏，因为族中两大代表人物王国宝、王恭都已死于内讧，仅剩的王愉父子无足称道，就被刘裕入京后诛杀以立威。一扬一抑，手段老辣，最可见出刘裕政治上的老谋深算。他汲汲任用高门子弟参佐军幕，除了笼络世族外，也是希望培植士族中的亲附力量，并从中拔选人才，巩固政治地位，扩充政治力量。如王弘、谢晦都是他发现并培养的人才，最后做了他的顾命大臣。既取门第，又重才干，这也是刘裕的用人之道。

　　当然，实际政治支持之外，门阀士族政治相沿已久，风流美誉，皆出其中。以高门子弟点缀镇军幕府之中，自是美谈，刘裕在这点上也不能免俗。

　　镇军参佐的第三类人关系疏远，门第也弱，但是才干、功勋卓著，不过这样的人屈指可数。一个是毛修之，他的祖父、伯父都是益州刺史，父亲是梁、秦二州刺史，久镇西陲。桓玄兵败，是毛修之诱杀的。是以至京师后，“高祖以为镇军咨议参军，加宁朔将军。旬月，迁右卫将军。既有斩玄之谋，又伯、父并在蜀土，高祖欲引为外助，故频加荣爵”（《宋书·毛修之传》），兼有酬功与安定西蜀的作用。另一个是徐广，他学问精深，朝廷礼仪大都出自其手。“义熙初，高祖使撰《车服仪注》，乃除镇军咨议参军，领记室”（《宋书·徐广传》）。

　　总之，刘裕征辟镇军参佐，都有明确实际的政治目的，非仅为博高名清誉而已。即便高门子弟，其人也大都才干优长，非虚名清谈之辈。那些仅有高名的人，处以朝廷清闲之官，是不能参军府、掌机要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镇军参佐基本为居家、为官在京口、建康两地，似乎看不到专门从其他州郡征辟而来的情况。

　　那么刘裕怎么会初定建康，便星夜征召陶渊明？门第与才能，陶翁特别之处何在？论门第，陶渊明是南方土著将家的疏属，与南渡的北方士族比，可谓卑微至甚。论才干，陶渊明自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这并非自谦。他初为州祭酒，因不堪吏职，旋辞归。复征为主簿，不就，当然不会因才干见誉。他后来在桓玄幕中时间稍长，不过其间告假在家竟有年余时间。假若渊明以长才高誉为桓玄器重，一年之假必不能准。以渊明疏散任真、恪守道德之性格来推测，可以断断然相信他没有行政长才。门第、才干都无足称道，那刘裕从何处听闻陶渊明之大名，必欲即刻致之幕府而后已？也许有人会说，史书所记，只是特出人物，安知无清闲参军如渊明者居于幕府？也易作答，从外州郡特征一二清誉人物点缀幕府，应当在战事粗定，大局稍安以后。即如徐广入幕作礼，也是在军事稍定之义熙初。何以初下寻阳，荆州战事仍棘之时，偏要匆匆征辟一声名、才干皆无可述之陶渊明？这是让人九回肠也想不通的啊。

　　最后，还可以陶渊明与王弘的关系作为旁证。据《宋书·王弘传》，桓玄篡位时，王弘居丧在京师，刘裕为镇军将军后，即召补为咨议参军。陶渊明如果此时赴任镇军参军，那么王、陶二人正是同僚，必相结识。王弘后任江州刺史，与渊明已是故人。可《宋书·陶渊明传》称“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是说二人不相认识。是《宋书》陶传夸大其辞，还是陶渊明未曾与王弘同僚共事？曹道衡、沈玉成二先生合撰的《中古文学史料丛考·陶渊明尝为刘裕参军旁证》对这一点有特别的注意，他们根据《晋书·陶渊明传》“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后自造焉”的记载，认为并无二人不相识之语，是以《宋书》非而晋书是。其实《晋书》虽然记叙语句略异于《宋书》，但是二书都记载了王、陶相交的逸事，即王弘先遣陶渊明的故人庞通之在去庐山的途中迎候渊明，待庞、陶欢饮之际，王弘方才现身结交陶渊明。渊明笃厚人情，友人殷景仁将为刘裕太尉参军，政治上自与渊明有云泥之隔，渊明犹云“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若使王弘真是故人，又怎么会被渊明所拒，必大费周章而始见之？可见，《晋书》、《宋书》恐怕并不存在此是彼非的问题。

　　曹、沈二位还说：“弘以甲族冠冕，开国佐命，而殷勤于‘溪狗’后人，若非同僚共事，甚难解释”，也似是而非。王弘真以门第傲人，那就算陶渊明是同僚，怕也不会被其青眼的吧。例如西晋时的孙铄，少为县吏，“太守吴奋转以为主簿。铄自微贱登纲纪，时僚大姓犹不与铄同坐”（《晋书·石苞附孙铄传》），这是同僚相轻的明证。翻检史籍，南朝士族，但知以门第高人者，大率庸愦无能、尸位素餐，多难善终。王弘老于世情，练达政治，为刘宋开国功臣，礼贤下士，正是此类政治人物的常态。另一方面，晋时最重肥遯，无论渡江世族或南土豪姓，族中隐逸者大都易致高名，而为时人礼重之。《世说新语·栖逸篇》载“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可见一时风气。仅以《晋书·隐逸传》考之，王导礼于郭文，桓温躬造孟陋、瞿硎先生，庾翼躬造郭翻，桓冲造访刘之，都是以海内巨公亲造隐逸之士，这时门第悬殊便不在话下。难道这些隐者都曾是造访者的同僚？王弘之于渊明，不过当时风习而已。因此，王、陶二人之前并不认识应该是不会错的。而王弘是确切可知的刘裕的参军，陶渊明未曾与之同僚，那他应该没做过刘裕的官吧？

　　从史籍记载推考，仍然倾向于陶渊明不曾出仕刘裕的结论。是不是可以稍微有把握地确证了呢？

　　四

　　结合陶渊明的作品和史籍记载来看，前人对这个镇军将军的猜测是都无法成立的，那么这个神秘的镇军将军究竟是谁？首先这个人应该不是镇守京口之人，因为晋孝武帝、安帝之际驻藩京口的人史书上都有明确记载，分别是王恭、刘牢之、桓修、刘裕，他们或者没受封过镇军将军，或者时间上难以吻合。

　　受段熙仲的启发，笔者将搜索镇军将军的眼光转向会稽。去会稽是必经曲阿的，而称会稽为“东海隅”也毫无可疑。那么陶渊明会不会正是去会稽做参军的呢？

　　田余庆曾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指出，晋室南渡以后，上游荆州、中游江州多为门阀控制，钱粮不输朝廷，建康的粮食供应及扬、徐、兖诸州军队给养都仰赖三吴，而会稽则是三吴腹心。经济以外，东方安定，也常赖会稽的维持，因此会稽是唯一得列军镇的郡。所以会稽内史向以高门、亲贵领之，并授以极重的将军衔。考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领镇军将军的会稽内史有孔愉、王荟、王彪之、郗愔、王蕴，此外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考证出的还有司马休之。可以说，东晋朝廷封授的镇军将军多数都是会稽内史，事态、军情较为严重时尤其如此，这似乎成为常例。因此，陶渊明赴任会稽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考察陶渊明的生平，从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5）到安帝隆安二年（398），即渊明三十一岁至三十四岁之间都无事可做，他是有可能在此时应征辟赴任的。只是上述六个镇军将军，出守会稽的时间都不相吻合。不过，史籍漏载、失载的情况不在少数，会不会陶渊明出仕的这位镇军将军正好被史家遗忘了呢？

　　按吴廷燮的《东晋方镇年表》，太元十九年至隆安元年的会稽内史名叫谢。很不幸，也可以说很巧，这位谢正是史书无传的人物。考《宋书·裴松之传》、《晋书·桓彝附桓冲传》中的零星记载可以知道，谢并非南渡的陈郡谢氏，而是土著的会稽谢氏。孝武帝晚年与其弟司马道子的权势争斗，“帝将擢时望以为藩屏”（《晋书·王恭传》），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帝命出镇会稽。想来他循例受封镇军将军，是合情合理的。

　　会稽谢氏与寻阳陶氏都是土著世家，都被南渡的北方世族所轻视，他们之间天然容易结成政治的联盟。又恰好会稽谢氏与陶渊明家族渊源颇深。陶渊明为外祖父孟嘉所写的《孟府君传》中，专门提到孟嘉“尝为刺史谢永别驾；永，会稽人，丧亡，君求赴义”。那么，谢征辟陶渊明，而后者应征赴任也都可以理解。再有，谢是孝武帝亲手拔擢的人才，出任他的僚佐，而自称“时来”、“通衢”，也再无疑义了吧？最后，隆安元年四月，“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起兵，以讨尚书左仆射王国宝、建威将军王绪为名。甲申，杀国宝及绪以悦于恭，恭乃罢兵”（《晋书·安帝纪》），而渊明《饮酒》其十中不正好也说“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么？如此巧合，让人心动。

　　本来史有阙文，无可考证的情况下，存疑较好，是不必强求答案的。笔者终究出于好奇，还是提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人选，聊存一说而已，方家与读者自可一哂。不过，主流的“刘裕说”恐怕终究是无法成立的，这一点，我们还是稍稍有点自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