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影响(2)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前身是肃反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肃清苏联内部的特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叛乱，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安全。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同各种反革命作斗争，苏联设立此机构是非常必要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实行局长单一集权制，坚持单线垂直领导的原则，与党、政府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同级党政军领导无权过问，这就使政治保卫局成为一个包揽公、检、法权力而不受约束的机关。如果缺乏该此机构的监督和制约，它就会凌驾于党政军各机构之上，造成严重后果。在19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中，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与斯大林有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残酷镇压，致使苏联有成千上万的干部和群众被逮捕、关押甚至杀害，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

　　1931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大会决定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主要职能是“执行侦查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反革命侦探和盗匪等任务”。①在1930年代，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苏区的肃反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清除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保卫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照搬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构设置、组织原则、活动方式等，把肃反机构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脱离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以致滥用权力，成了超越同级党委和政府领导的特殊机关。在具体实践中的表现为：首先，肃反保卫机关实行垂直领导，独立系统，不仅造成了保卫机关权力过大，而且也使它严重地脱离党和人民群众；其次，在垂直领导的体制下，肃反工作完全不从当地实际斗争出发，只是单纯地按照中央特派代表和保卫局的特派员根据上级的意图进行，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第三，搞刑讯逼供，不调查研究，凡怀疑的就抓，致使屈打成招、乱咬乱供的现象严重发生，而且恶性循环，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因此，“一切肃反工作中心都放在逮捕、审讯、处决上头，且依靠刑讯，极端缺乏思想上的斗争与群众的教育工作，并以捕人最多处决人最快为最坚决，于是有屈打成招的，有乱供的”。②在肃反中由于夸大敌情，怀疑一切，大搞刑讯逼供，破坏革命法制，使得党和苏维埃的许多领导人以及干部、战士被杀害，例如，在白雀园大肃反中，近两个月的时间，“被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排级以上干部和革命战士达2500余人”。③革命政权和红色武装受到极大破坏，造成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

　　四、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党员干部

　　1933年1月21日，作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根据毛泽东游击斗争的战略思想，向福建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了如下主张：第一，在根据地发展方向和红军行动目标问题上，要向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第二，在对敌斗争的策略上，要以灵活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进攻，积小胜为大胜，反对硬打强敌；第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要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有计划地扩大红军独立师、团和其他地方武装的基础上，从中扩大主力红军的作法；第四，在对边区、新区工作指导问题上，认为在遭受敌人严重摧残的区域如永定的上下溪南和上杭边区，应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来打击敌人和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这实际上是纠正中央“左”倾错误路线，切合闽西苏区斗争实际的正确主张，但“左”倾教条主义者却诬蔑罗明的正确意见为“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于1933年2月中旬，开始在福建开展所谓的反“罗明路线”斗争。

　　1933年2月1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错误地认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④决定立即召开全省临时党代表会议，成立新的省委，撤销罗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职务，在闽粤赣苏区开始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进攻路线》等文章，这些文章从“左”的观点出发，对所谓“罗明路线”进行了错误批判，甚至对罗明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在2月24日召开的闽粤赣省临时党代表会议后，反“罗明路线”斗争从上到下，扩展到基层党支部及乡苏维埃政府。同月下旬，博古等人在江西开展了所谓的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斗争。到1933年夏以后，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整个中央苏区和红军部队中展开，一直持续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是在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主持下发起并扩大的，实质上是为了在苏区完全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排斥和打击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同志。这场斗争在苏区政权建设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首先，打击了大批党和政府的优秀干部，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极大地削弱了党的力量。例如，“在福建省，先后被撤职的省委书记3人、省苏维埃正副主席3人、省军区政委1人、军分区领导6人、团省委书记1人、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等县级干部14人”，①“对于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表示怀疑、不同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等大帽子”。②其次，造成了根据地党内和政府内的恐惧心理，引起中央苏区社会的不安现象，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动摇了红色政权的稳定，严重削弱了革命的力量。最后，使得“左”倾错误在苏区各项工作中得以全面贯彻，削弱了党政军在革命战争中的力量。

　　五、实行教条主义的战略战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1年3月，共产国际召开执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在会上，共产国际极力夸大世界革命的形势，特别是夸大中国苏区的革命形势和红军的力量，认为中国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这是当前中国革命高涨的决定因素，它使中国站到整个殖民地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最前列”。③受共产国际的影响，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一方面对红军和苏区的力量作了过高的估计，对中国的革命形势的发展过分夸张，另一方面过分低估反革命力量，认为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政治上，国民党是迟早会崩溃和塌台的。这一观点奠定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基调。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共产国际完全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遇到的困难，对于“福建事变”不信任，要求远东局代表不要同第19路军将领“进行任何谈判”，认为“目前任何谈判可能是个陷阱”。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受共产国际错误认识的影响，推行了“左”倾关门主义路线，认为这完全是第19路军上级将领玩弄手腕，是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斗争。因此，临时中共中央对福建人民政府不但不予援助，反而把正在东线行动的、实际上起了援助十九路军作用的红军主力西调，并号召福建工农和军队反对福建人民政府，这样就完全放弃了与福建事变的领导人建立统一战线，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此时红军的领导权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控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置中国的具体条件于不顾，完全按照苏联军队的模式和正规战的经验和训练方法对苏区红军进行改造，在军事上推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在作战原则上，他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违背了敌强我弱形势下的作战原则；在建军问题上，认为红军的任务就是单纯打仗，忽视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这就完全否定了毛泽东等人的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思想。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先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接着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经营了几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左”倾教条主义所断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