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花儿”诗人

　　一

　　高琨老师创作的诗叫“花儿”，是一种像元曲一样形式自由、又有着一定严格韵律的自由体诗歌。在诗坛上，一生专门写作花儿的诗人并不多，因而高老师显得卓尔不群，很有些一枝独秀的味道。

　　花儿是西北民间特有的一种歌谣，许多人都会唱。在西北，在西海固的山山峁峁，不经意间你就会听到这种高亢而苍凉的谣曲，远远地一声叫板，仿佛一下子能把你的魂勾了出来。因为其韵律的优美和别致，承载着西北人特有的思想情怀，故许多有识之士整理它，挖掘它，研究它，还有人试着用它的调子旧韵填新词，即借其形式创作新诗。比如高老师。高老师所写的花儿，就是在这种民间歌谣的基础上重新创作的。花儿在西北有着广泛影响，其形式多样，分支颇多，有些依曲调命名，有些则以地域来界定，除去旋律，变成文字后呈现给人们的有如元曲，或宋时的长短句，歌时跌宕起伏，诵时韵味十足。高老师的花儿其实就是借这种非常别致、又很有味道的歌词创造的新体诗歌。用民歌的形式创作诗歌的人古已有之，现代也不乏其人，比如贺敬之。贺敬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爱戴，无疑与他借用信天游来写新诗有很大关系。

　　在西北，唱花儿不叫唱，叫“漫”，可见这种民歌并不是那种渲染吉庆气氛的，或于楼堂馆所浅吟低唱的，它最原始的舞台应该在自然天地之间，须高声放歌方能酣畅淋漓。花儿里唱道：花儿不是我欢乐者唱，忧愁者改个心慌。足见其并不是一种肤浅的、或无关痛痒的歌唱。在很多场合，我曾听高手们深情地漫花儿，那种意境辽远的、忧伤的歌唱，足以让听者五内俱痛而眼含热泪。我觉得，西北的花儿，从本质上并不输于曾风行一时而实际诞于陕北的民歌信天游。

　　贺敬之借信天游写出了轰动诗坛的长诗《回延安》，高老师为什么就不能写出一首让人们刮目相看的花儿长诗《回固原》呢？

　　高老师颇有些不服气。

　　高老师说，走着看，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认识到我的重要性。

　　在民间，花儿又称“骚花儿”。这是因为花儿的内容大多以恋爱和男女之事为主。在这一点上，高老师基本进行了全面颠覆。高老师的花儿，从一开始就以讴歌新时代、新生活为基调，无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大好局面，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涌现的新生事物，他无不纳入自己的创作视野而摹写之。特别是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花儿诗写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旺盛期，几乎隔几天就能在当地的一些报刊读到。他的那些别具一格的花儿，感染了无数读者，也使人们对这种推陈出新的独特诗体产生了浓厚兴趣。由于他的带动，曾一度在固原出现过一个写作花儿的小群体，当地文学期刊也推波助澜，开栏目，增版面，有声有色，但惜乎其他人笔力不逮，不久之后就留下他一个人独自维持局面了。他很像塞万提斯笔下的顽强斗士堂·吉诃德，即使知道难免一败也敢单枪匹马大战风车。他后来写作的诗歌，韵律更加优美，反映的现实生活也更加丰富宽泛，城里、乡里；男人、女人；工人、干部；家事、国事……只要是他能看到想到的，皆可入诗入文。其中有一个以农村妇女“王二嫂”为主人公的花儿系列，是他那时写作的一个“支点”。他通过王二嫂的观察与实践，写出了那时发生在农村以及城乡之间诸多的新变化，进而也丰满地完成了一个泼辣、能干、热情、执着，并对新生活抱有强烈渴望的农村妇女新形象，反响颇大。那时高老师觉得，天下最美的事，好不过写花儿。

　　但高老师的花儿还是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时高老师的境遇是：诗坛并没有打算接纳他，诗人们说，你写的这个不属于诗歌，属于歌词或说唱，应该朝曲艺或民间文学那边靠；而曲艺或民间文学那边又说，你这属于纯粹的文学创作，你写的所谓花儿，既不能排练，也不能演唱，根本和我们这边不搭界。更令人尴尬的是，每年区内区外召开花儿会，无论演唱或研讨，从来都没有将他列为嘉宾而隆重邀请过，往往是人家活动结束若干天后，他才从一些媒体的报道中探得一二详情。

　　高老师觉得自己既委屈又无奈。

　　某年某月某日，高老师给一家文学期刊送稿子，编辑看了稿子说，我们这是纯文学刊物，不发通俗作品。高老师哑口无言。高老师非常苦闷，想，自己努力一生写作的花儿诗，当年连大名鼎鼎的《诗刊》都上过，怎么现在就成了不入流的“俗文学”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