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选择(2)

　　（二）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双方在签约之前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道德风险。农业保险因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阶段，保险标的大多数是具有生命的动植物，因此，保险人进行风险判断、核保、定损的难度较大，需要具备专门的知识，否则很容易出现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另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政策要有重点，不能各个环节都补，否则会使农业保险演变成新的行政救助，滋生道德风险。

　　（三）中央财政支持下的风险分散机制尚未建立，巨灾风险分散转移机制不健全。农业保险的原理是大数法则，要想有效地分散风险，必须保证有足够多的风险单位投保，否则会导致风险过分集中。我国自2007年农业保险试点以来，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部分省份的农业保险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但由于投保的风险单位较少，造成农民灾后重建障碍。以2008年初南方的雨雪灾害为例，对我国的南方多省市的林业生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是受到保险覆盖的比例非常小。

　　（四）保险公司积极性调动乏力。一是农业保险具有广泛的伴生性、交织重叠性。一种事故的发生会引起另一种或多种风险事故的发生，导致损失扩大；同一保险标的在一定时间内，可能多次发生不同灾害，保险标的的损失往往是多种事故的综合结果，难以区分某种风险事故损失后果，导致保险损失测定难。二是农业风险事故与风险损失的非一致性。由于农业保险标的是活的生命体，受灾后有很强的自我恢复能力或再生能力，加上生产者通过科学管理可以增强其自身恢复能力或再生能力；一个地区的灾害可能改善相邻地区气象条件，农业风险事故不一定导致保险标的损失。三是农业保险标的分布于千家万户、漫山遍野，导致展业难、承保验标难、损失测定难，保险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不易控制，与其他保险相比需要较高的监督成本，签单和定损工作量大，经营成本高。四是农业风险损失与农业生产条件密切相关。农业生产技术科技含量的高低和农田基础设施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保险标的的抗灾能力，从而影响保险标的灾后的损失率。而我国农业现代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农业基础设施匮乏。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保险公司积极性调动乏力。

　　三、关于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选择政府、保险公司、监管部门和农民联办的经营模式。在农业保险起步阶段基金积累有限、农户保险意识薄弱的情况下，单靠保险公司的力量难以有效推进，因此，应选择“农户+区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国家农业再保险集团”四位一体模式，着力构建覆盖农户、区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国家农业再保险集团的全方位的农业保险财政支持体系，将是一个最为现实的选择。该模式既可以减轻财政压力，又可以将政府的组织资源优势和保险经营机构的管理资源优势充分结合起来，风险共担，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为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二）创新经营风险管控机制。任何保险事业的发展，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都是存在的，只是大小的问题。以四川省为例，为保证农业保险业务的可持续经营，最大限度地维护农户的利益，四川省实行农业保险风险责任在当年试点市（州）总保费3倍以内封顶并承担在此以内保险赔付责任，并在保单合同中详细登载说明。赔付分两次进行，即在损失发生后，先向农户支付核定损失50%的预付赔款，在保险年度末统计全年全市（州）总赔款后再进行个案清算。该模式实现了经营主体和农户共担风险，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投保户防灾减灾的意识，降低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有利于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

　　（三）建立风险基金。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特别是农业生产在遭受大范围、高强度的地震、洪水、海啸、台风等风险时，往往会吞噬农业保险公司的所有准备金和资本金，严重冲击农业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危机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持续与稳定，这并非农业保险公司自身力量所能及的，也不是单纯通过再保险安排就能解决的。可以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中央级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特别是巨灾风险基金的方式来规避巨灾风险。风险基金的来源主要以中央财政拨付的专项资金为主，同时，应该兼有农村金融体系和保险公司的资金筹集等。

　　（四）税收优惠。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如果要获得一定的收益，那么，中央政府就应该对农业保险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以减轻其经营负担。而目前，我国仅对种养两业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因此，为了更好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自我积累的能力，应扩大对农业保险业务税收优惠力度。如，扩大农业保险免征范围，适当下放有关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减免权限，对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免征或减征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对农村营业员减免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