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的施政包容性

　　时至今天，贞观之治依然为国人萦怀追慕，其政治思想、原则及智慧仍需予以深刻审思，其中施政上所体现出的包容性颇值珍视。

　　尊重和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

　　贞观二年（628年）正月，唐太宗对魏徵说：“入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主张在方针政策的制定上要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虚怀博纳，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情况。唐太宗对此深表赞同。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询问宰相房玄龄、萧瑀，让他们谈谈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两人回答说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唐太宗说，你们的看法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指出隋文帝的缺点是“事皆自决，不任群臣”，虽然十分勤奋劳苦，但结果是处事未必都合乎事理。唐太宗认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事情千头万绪，千变万化，可谓一日万机，是不可能以皇帝一人之智进行决断的，必须信任宰相，委任百司，发挥集体的智慧和能力。

　　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又对大臣们说：“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这种真诚纳谏的精神和不以皇帝为独尊的开阔心胸，能够容得下、听得进不同的政见，方针政策的制定常常是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权衡，有力促成了贞观政治的集思广益和优良政风，促成了政治清明。

　　重视立法与执法

　　唐太宗十分重视立法和执法，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要求认真立法和公平执法。戴胄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为由，反对唐太宗有时以私情断狱，唐太宗对此予以嘉纳。魏徵反对“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受到唐太宗的赞赏。在中国封建帝制王朝时代，“诏敕入律”，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告可视同法律。唐太宗不这么认为，也不主张这么做，并命令大臣们“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襟怀。唐太宗还提出了“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国家法令，惟须简约”；“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等立法执法思想。这些思想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制定《唐律》时得到了贯彻，保证了《唐律》的约而有要，并奠定了后世封建王朝法律的基本模式。

　　信任重用反对派人士

　　登基即位后，唐太宗既重用了一直跟随他的秦王府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也重用了原先反对他的李靖、魏徵、李勣，还破格擢拔了出身寒微的刘洎、马周、张亮。其中，对李靖、魏徵的任用，颇能展现唐太宗选官用人上的恢宏度量。

　　隋朝末年，李靖任职马邑郡丞。他察觉到李渊（创建唐朝的唐高祖）图谋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遂赶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向隋代王杨侑告密。李渊占领长安后，抓住了李靖，要杀掉他。李靖慷慨陈词，责备李渊不应因私仇杀一壮士，示人以心胸狭窄。李世民为他说情，召入秦王府，坦诚相待，委以重任。李靖知恩厚报，精忠奉国，成为南平吴会、北靖沙漠、西定慕容的一代名将，为唐王朝的创建立下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