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浙江文化视野下的《江南小镇》(2)

　　记得叶文玲在《梦萦南浔》中的一段话：“江山有灵感知音，徐老是南浔的儿子，自然是南浔最贴心的知己知音！”在《江南小镇》里，徐迟把深深的怀乡情结和浓浓的浙江人文环境文化融于吴言侬语中。

　　徐迟精通西语，年轻时曾热衷于西方现代派理论与作品，其诗人的气质、长期旅居的生活与丰富的阅历，形成了他独具的语言风格。总的来讲，徐迟的语言是华丽的、优美的，但由于吴方言和家乡话的适当运用，其作品又带有朴实淳厚、生动鲜活的一面。打开《江南小镇》，时不时可以读到吴语方言：“一淘”（一起，如“当年他和我父亲‘一淘’建立了徐氏宗祠”）；“会钞”（付钱，如“王区长会了钞了”）；“看看白相相”（看着玩，如“我们到北京去‘看看白相相’”）；“活脱活像”（非常像，如“沈求我先生和他父亲几乎是一个印模子里翻出来，‘活脱活像’的复制品”）；“落脱货”（败家子，如“那个时代的大户人家的儿孙终究将成为‘落脱货’”）；“驼子跌一跤，两头不着实”（如“正应了我家乡的一句土话：‘驼子跌一跤，两头不着实’”）。恰到好处地使用吴言方语，不仅是那抹不去的母语情结和怀乡情结的必然反映，同时还丰富了表达，增强了达意效果。如徐迟是南浔中学的首届毕业生，30年代又曾任该校教员，正是这层双重的校友关系，1946年当他再次回到故乡时，曾接受过一项特别使命：负责调停该校校长和校董间的矛盾。结果是“调停、调停，调到自己头上。南浔有土话，叫这种情况为“穿上了一件湿布衫”。原来，在无奈之下徐迟亲自出任了该校教导主任的职务，他把担任此职比做“穿上了一件湿布衫”——脱又脱不得，穿着又实在不好受。读者也正因为这一句通俗形象又贴切的南浔土话，一下子能更具体、更真切地体验和理解当事人当时的主观愿望和心理感受。它带来的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和叙述方式的更新，还是一种对地域文化特殊性的保护，一种把地域文化作为审美目标，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的审美实验。

　　三、自强不息的精神与自由和平的梦想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西楚霸王骁勇善战与长期征服江河海洋，勇敢、豪迈、刚性的品性已深深沉淀在浙江人的血液之中。近百年来，浙江得风气之先，反清救国走在前列，从章太炎、蔡元培到秋瑾、鲁迅……浙江文化中充溢着自强不息、热爱和平与渴望自由的元素。

　　读者之所以与《江南小镇》产生共鸣，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心灵的净化、情操的陶冶、境界的提升，激发出建设美好生活的信念和力量，原因在于《江南小镇》阐释的社会进步和人生幸福的内涵，体现了浙江自古以来自强不息、追求自由和平这些文化心理因素。《江南小镇》中“坚定、倔强、韧忍、有骨气”的陶莲雅，丧夫的痛苦、繁重的工作和贫困的生活并没有压垮她，也许正是困难给了她力量，她毫不示弱地顶着，继承了徐一冰先生的救贫理想，哺育一大群嗷嗷待育的贫儿；中国第一架飞上青天的喷气式飞机的总设计师徐舜寿怀着“航空报国”的梦想，在中国飞行事业中鞠躬尽瘁；从小接受进步思想教育的徐迟，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九·一八”事变开启了徐迟的眼睛和灵魂，使他从迷幻的梦中惊醒，迅速走出自我，他毅然离开东吴大学赴东北抗日。抗战全面爆发后，徐迟在战火下辗转奔波全国各地，从上海、香港、桂林而重庆，或为记者、或任翻译，始终积极追随共产党。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向往共产党、倾心毛泽东的徐迟心情格外激动。他抑制不住亢奋的心情，漏夜挥笔，写下了一首热情洋溢赞颂毛泽东的诗歌《毛泽东颂》。在中国共产党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里，在那风雨如馨的岁月里，徐迟第一个采用诗歌形式公开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写出了大众的心声和人民的愿望，在山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种把个人情感和时代情感相融合的精神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这一时期徐迟的生命里融入了土地、人民、国家及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和对自由和平生活的热切盼望。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浙江文化也是如此。但源远流长又不断发展的浙江文化是徐迟《江南小镇》创作的最大源泉，《江南小镇》围绕着的氛围都带有鲜明的浙江文化气息。徐迟用自己的视角诠释了对浙江文化的独特理解，他在吸收浙江文化的同时又以自身作品和自身影响力作用于浙江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浙江文化的内涵，推动了浙江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迟.江南小镇.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3.

　　[2]刘梦溪主编.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707.

　　[3]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86.

　　[4]张抗抗.寻找徐迟.书摘，2002，2.2：18.

　　[5]嘉兴在线新闻网，2006.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