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些译者要选择不忠的译法(2)

　　施莱尔马赫说过一句著名的阐明其基本观点的话，即他的目标就是希望译者或解释者比原作者理解自己还要更好地理解原作者。因为译者或解释者通过对“语法”和“心理”两种“客观”与“直觉”的理解方法的综合运用，就能“对作者所意指的和所表现的东西进行重构，读者（译者）必然能够意识到作者未意识到的东西，领悟到比陈述的实际内容更多的知识。从翻译的角度看，这非常有道理。译者从母语进入外语语境，必然对文本的语法规则和写作形式更为敏感，而这是不为用母语写作的原作者所注意的。这样，翻译有可能是‘增益’的过程，而不是‘减损’的过程”[11]。另外，这句（施莱尔马赫的）话也蕴涵这样的意思：作品一旦形成，作者就失去对作品解释的权威性，而成为和别的读者一样的读者。这实际上把读者（译者）置于和作者同样的地位，张扬了读者（译者）的主体性，肯定了文本的独立性，并引入了翻译的不确定性。

　　在是否该对原文忠实，如果不忠可在多大程度上不忠的问题上，不同译者之间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这些不同看法的形成或许可由以下两方面的差异加以解释。

　　其一，译者翻译的动力不同。

　　比如林少华先生翻译的动力之一是在翻译过程中满足自己从小就有的文学梦，所以他会在翻译过程中有机会时就随兴发挥，这样不很忠实原文的情况就在所难免了。又如王永年，他翻译了很多后来比较受先锋文学青年推崇的作家的作品，如博尔赫斯和《在路上》作者凯鲁亚克的作品。但他本人并不“先锋”，他不讳言自己翻译的动力是为了谋生，自己最擅长的营生手段就是翻译，他干这行让自己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活得不错，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怎么说呢……就是‘御用文人’，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网上有人说‘你不喜欢（凯鲁亚克），你翻他做什么’，我不喜欢他，但可以介绍他是怎么回事。”[12]他的翻译基本上不怎么创作式地发挥，他追求的是准确再现，对原文是很忠实的。他们翻译的动机不大一样，但都没有妨碍两人成为拥有广大读者的著名译者。

　　其二，译者的世界观、对翻译对象的本体的看法不同。

　　译有《红与黑》、《加谬文集》的翻译家郭宏安就认为，对于原作，尤其是名著，译者有可能采用高于原作、与之平等和低于原作三种心态，前两种都不足取。采取高于原作的心态，“所提供的译文是一种所谓‘归化’的译文，我不取这种姿态”[13]。对于代表第二种心态的常被人引用的董桥对翻译的解释是“下等译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给原文压得扁扁的，只好忍气吞声；高等译手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的说法，郭先生认为“说的有些绝对了，丧失了分寸感”。

　　郭宏安先生认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见得要‘给原文压得扁扁的’，更不见得要‘忍气吞声’……作者本来就在原文的‘屋檐’下，怎么能不低头呢？……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非得约到人不可，约不到人，你和谁谈情说爱？……这里不关乎译者的水平，可能译者是一个大学者大作家，而原作者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可是你一旦面对原文，你就必须怀着恭敬的心情细心地聆听他的声音。所谓‘谈情说爱’，所谓‘毫无顾忌’，只不过是译者的一厢情愿罢了。”所以，他选择采取低于原作的心态，这样“就会取仰视的姿态，仿佛面对大师，先就有一种谦虚和崇敬的心情，你得尽心地去理解和体会，理解其含义，体会其风格……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跟随他，尽可能忠实地传达他的意思，既不过亦无不及。我会选择合适的词汇，而不是美的词汇，尤其要避免采用具有民族特色的成语，我不会无条件地回避西方的译法。我也可能有不理解的地方，虽然种种的努力仍是不解，那么，我不会强作解人，我会如实地翻译出来，我相信有比我高明的读者”[14]。

　　可见，郭宏安先生对翻译对象是非常信任的，认为原文文本就是原作者想说的心里话，所以对原文的翻译应采取忠实策略。

　　而翻译解释学译派则对翻译对象持怀疑态度，怀疑原文文本是否充分、准确地反映出原作者当时想表达的思想，如果认定了没有的话，则其译文会按照自己认为的原作者当时内心想表达的确切内容来写。这样必然跟原文文本有实质性差异，从而不忠于原作。

　　不同译者对翻译对象的看法不一，导致他们对原文文本的忠诚度不一，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各自在翻译园地里长时间地乐此不疲地耕耘。

　　参考文献：

　　[1]林少华.游走在“漂亮”与“贞洁”之间[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194.

　　[2]林少华.游走在“漂亮”与“贞洁”之间[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193-194.

　　[3]林少华.游走在“漂亮”与“贞洁”之间[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195.

　　[4]许渊冲.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2012（4）.

　　[5]倪梁康.译者的尴尬[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211.

　　[6]倪梁康.译者的尴尬[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214.

　　[7]倪梁康.译者的尴尬[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209.

　　[8]王东风.帝国的翻译暴力与翻译的文化抵抗：韦努蒂抵抗式翻译观解读[J].中国比较文学，2007（4）：75-76.

　　[9]王东风.帝国的翻译暴力与翻译的文化抵抗：韦努蒂抵抗式翻译观解读[J].中国比较文学，2007（4）：79.

　　[10]单继刚.翻译的哲学方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9.

　　[11]单继刚.翻译的哲学方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0.

　　[12]吴虹飞，王永年.翻译是为了谋生[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61.

　　[13]郭宏安.略说译者的心态[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169.

　　[14]郭宏安.略说译者的心态[A].郭凤岭编.译者的尴尬[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17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