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交织的悲悯救赎(3)

　　如果说《苹果的滋味》是以进城的乡下贫民为书写对象对媚外心理进行被动地嘲讽的话，那么《我爱玛莉》的矛头则直指进城知识分子，对混迹于中产阶级的洋奴买办无情地冷嘲热讽。陈顺德本是乡村的英语教师，到台北的外企后为了向上攀升竭尽巴结之所能讨好外国上司。小说细致地描写了他为应对外国上司所表现出的奴才式的狡猾，而在上司心中，给他下的结论却是“一只狗，一只猪”。陈顺德为自己的飞黄腾达不顾妻儿死活向上司要了一条杂种狼狗。当再也无法忍受的妻子含着泪问陈顺德“你爱狗还是爱我”时，陈顺德居然丧心病狂地回答道：“爱狗。”媚外思想对人性的泯灭由此可见一斑。

　　四

　　黄春明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担当意识的作家，通过“乡下人进城”这一视角展示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塑造了一批卑微而自尊的底层小人物。黄春明对这些小人物的塑造并不是一味地图解社会现实，其中包含着作者独特的审美理想与艺术风格。

　　首先，生活逻辑与艺术逻辑的紧密结合。黄春明无疑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作家。他对故事的讲述都尽力还原现实，以生活本来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他笔下的人物都有着生活中的原型。像憨钦仔、坤树、白梅等都是现实人物在作者故事中的投影。因此，黄春明的创作有着强烈的生活气息，符合生活逻辑的演绎。另一方面，黄春明十分善于对故事与人物进行艺术化的改造，或淡化、或夸张、或进行戏剧化的处理、或进行悲剧化的渲染，才有了猴子跳楼的悲凉、白梅浴火重生的感动、憨钦仔打锣的啼笑皆非。通过艺术的把握，黄春明使他的故事引人人胜，可读性强，使他的人物庄严而不呆板、理想而不失真，闪耀着强烈的人性光辉。

　　其次，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黄春明以悲悯的眼光观察这些进城小人物，故事中充满了对卑微者、弱者的关爱与同情。看到他们思想与行为上的身不由己，不忍心更严厉地加以指责，“哀其不幸”的成分较多，“怒其不争”的成分较少，其创作中也充斥了理想化的救赎色彩。黄春明的这种创作态度一直受到评论界的争议。台湾学者吕正惠在80年代就指出黄春明创作的“温情主义”倾向使他“终究不够‘理智’，不够‘宽广’，不够‘硬心胸’，所以他只能成为几篇乡土小人物画的作者”。刘登翰也指出黄春明只是从一个同情农民的角度去批判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很少触及到它的阶级实质。两位学者的意见无疑是一针见血的。但是，笔者也认为，文学之所以区别于政治学、经济学等其它学科正是因为它感情要素的融入。黄春明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其字里行间中对弱小、卑微者的悲悯情怀。黄春明表现的“回归乡土”的救赎方式，固然有着一厢情愿的理想色彩，但是正是这种理想，才使他笔下的人物散发着动人的人性光辉，给人以“去看大海”的生活希望。因此，我们不应强加给作家以过多的社会责任，苛求每个作家都要进行极为理智、冷峻的社会剖析，毕竟，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落实在政治、经济等具体而理性的层面，作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多的从文化与人性的角度看待社会问题并表达自己的“乌托邦”理想，这是无可厚非的。

　　再次，较强的家庭伦理观念。黄春明深受传统文明的浸染，家庭关系成为其反映进城小人物命运沉浮与情感波澜的重要切入点。他笔下无论是《鱼》中爱恨纠缠的祖孙情，还是《儿子的大玩偶》中“爱在心头口难开”的夫妻情，都写得细腻生动，真实可感。“黄春明的小说人物行业虽多，但具体的生活环境与人际纠葛多发生在家庭格局中，主人公也大致不出祖孙，父子，母女，夫妻，邻里，朋友这个人伦范围，关系相对单纯、稳定、传统化……黄春明作品中的祖孙情、父子情、夫妻情，写尽了贫困境遇中最美好的乡间情感”。

　　现代化进程伴随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通过“乡下人进城”这一社会现象表现得颇为深刻。黄春明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的亲历者，始终把自身的创作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针砭社会“痼疾”，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我们还应该看到，真正全球化意义上的现代化发展，台湾比大陆要早大约20年。因此，台湾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理应成为大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前车之鉴，而台湾的乡土文学写作，也应与大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进一步相互交流、借鉴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