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悲凉中鲁迅与余华对人性关怀的比较研究(2)

　　三、鲁迅与余华对人性关怀情节的迥异与背离

　　作为两个不同时代从理论到实践皆是血脉相承的伟大作家，鲁迅的精神与文学资源对余华影响尤为深远，他们在关爱人生、文学创作、艺术追求方面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所处的时代、所担当的社会责任以及艺术审美的不同，二人从医学视角出发，对人性关怀情节是迥异与背离的。在思维模式和方法上，鲁迅更加理性和深沉，向绝望抗争的过程中表现得决绝与刚烈；余华则更多感性和冷漠，在人性的残忍与暴烈之下，表现得冷漠而惊秫。

　　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提到：“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2]这是鲁迅所有文学创作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纲。鲁迅所处的时代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在内忧外患之中，国民再不觉醒，国家必将渐次走向危亡和覆灭。为此，唤醒愚弱的国民已经势在必行，这需要一个最先觉醒的人振臂高呼，打破蒙蔽在人们身上的铁笼子。鲁迅就是这样一个最先觉醒的先知者，他最先表现出的彷徨、苦闷就是觉醒的标志，时代和现实需要他在刚硬冷峻的外表下，埋藏的是一颗火热的心，冲破历史的厚障壁而大声呐喊。虽然鲁迅陷于无尽的黑暗和绝望中，但他以清醒的理性意识和坚韧的战斗精神，并未放弃希望和努力。他在《野草》中说“绝望之于虚望，正与希望相同”。[2]而在《故乡》中则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2]鲁迅由此走上一条立足于当下，与绝望殊死抗争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一条洞悉国民性格中的弊端，以无情的方式来分析和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在对国民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和人文关爱之后，鲁迅勇敢地面对揭示出来的人性的丑陋和黑暗，以匕首、长矛式的文笔，在文本中渲染着鲜血的另一种象征和意蕴。如鲁迅在《野草·复仇》中激越地提及：“但倘若用一柄尖锐地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2]在这里，鲜血不再代表沉郁与凄凉；它在隐喻生命的热切与活力，是亢奋激昂的表征，喻示着作家对流血付出以非常规手段改变国民劣根性的思虑与努力。在当时那种“万马齐喑”的黑暗现实中，只有勇士以鲜血灌溉枯寂的大地，以寂寥岑寂中的竭力呐喊，方能有足够的张力冲破黑暗的铁皮屋子，实现改变国民生存困境、走向光明的伟业。

　　而余华虽然与鲁迅一样直面人性之恶，甚至比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余华在丑陋与黑暗面前，过多的是展示与披露，表现出作家对苦难的人道主义关怀，却较少有社会的担当与责任。他不需要也无法像鲁迅一样“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5]他只是用零度叙述分寸，远距离关照的叙述方式，建构了一个介于现实和虚幻中的文学王国，在弥散着现代气息的当下社会，揭示出人类永恒存在的兽性和野性。以此揭示出人类原初的本真人性和状态，表达作者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隐忧和关注。余华把鲜血的凄冷、悲凉的意蕴在文中发挥到极致，把人性之恶、社会之丑渲染到极端。因之有了《古典爱情》中的“柳生仔细洗去血迹，被利刀捅过的创口皮肉四翻，里面依然通红，恰似一朵盛开的桃花”。[6]在《现实一种》中，作者冷静得令人心悸地叙写道：“他俯下身去察看，发现血是从脑袋里流出来的，流在地上像一朵花似地在慢吞吞开放着。”[7]余华在用一种方向关照的方式，以轻描淡写的方式为血腥和暴力笼上一层诡异的美感的轻纱，在冷漠沉寂中展示人间的非理性存在，以此昭示人们寻求理性的回归。在其笔下，较少了鲁迅百折不挠、坚定不屈的叛逆与追索，较少了解决人生、人性困境的信念与勇气。

　　鲜血作为两位作家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与主题意象，揭示了作家对社会的剖析与人性的关照，在血色凄清悲凉中表达对我们这个民族浓厚的人文关爱情怀。而二人对于解决人性困境和社会困局的态度又有所不同，鲁迅坚韧决绝地反抗着绝望，以抗争来表达自己最大的人性关爱；而余华则在冷静远观、冷漠陈述中，揭示人性之恶与社会的非理性存在，催人于反思中不断反省。

　　参考文献

　　[1] 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 童秉国.鲁迅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3] 余华.世事如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4]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 余华.古典爱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 余华.现实一种[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