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飞宇小说中的悲悯意识(2)

　　从情节来看，毕飞宇的小说或是写人物的受难与反抗，或是迷失与找寻，是郁结着发展的，阻碍重重，最终看似反抗成功了，迷失回归了，但此中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或是人性堕落了，或是爱情、理想幻灭了。这种情节的安排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即作者希望人物在注定的悲剧命运中有所磨砺，有所成长。受难与迷失最终是可以解脱苦难，找到自我的，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是读者普遍认可与接受的；也可以安排为最终完全被苦难打败，完全沉沦了，这种残酷凌厉的结局也是有的，里面透露出的是彻底的悲观主义。毕飞宇的安排似乎是调和了以上二者，这种取向绝不仅仅是出于情节可读性的需要，还出于作者的价值观与创作观。人物为着美好的爱情、崇高的理想或人性的反省与解放去负隅顽抗，最终成了理想、爱情与人性的牺牲品，作者既怜惜人物的受难，又欣赏人物的反抗，还悲哀人物的沉沦结局，这种悲剧人物受难的情节体现的正是悲悯情怀。

　　就社会背景而言，毕飞宇笔下的故事归纳起来大致发生在以下时空中：现代都市，如《相爱的日子》、《林红的假日》、《推拿》等；“文革”乡村，如“玉米”系列和《平原》里的王家庄；其代表作中还有其他的一些时空，如《楚水》里日本侵华时期的楚水城，《青衣》里2000年初的剧团。现代都市带给人的是如《相爱的日子》里狭小晦暗的小房间与灯红酒绿的大城市之间的反差产生的逼仄感。城市人的生活境况有着城市所特有的压力，生活在其间的人感到的更多的是个人的无力与渺小、人情之间的冷漠、纸醉金迷等负面情绪。而王家庄尽管是远离灯红酒绿的乡村，但“文革”、权力、欲望、世俗人情依旧让人困顿其中。楚水城里冯节中与中国文化、中国百姓的一起沉沦与被践踏也令人痛心疾首。而《青衣》里的小剧团也纠葛着嫦娥奔月的千年梦想与痴人痴事。可以说，这些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是令人深深痛惜的。不管身处何时何地，人生代代无穷，人性中的善良与罪恶、信念与欲望、期望与绝望却总是在不断更替轮回着。纵观毕飞宇的小说，那就是一部部人性的拷问史。毕飞宇在不同的时空拷问人性，深入地挖掘与反思，这其间表达的正是深沉的对人性的悲悯。

　　作品透露着作家思想与价值观的痕迹。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思考，倾注的感情往往也是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如毕飞宇在《推拿》中所表达出来的对中国当今盲人群体的关注。“在我的作品中，《推拿》的意识形态意味是最弱的，我的主要精力花在了生命本体上，生命的不屈、尊严、生动、美丽，都是我渴望关注的。”[1]毕飞宇的悲悯意识其实就是他对现实与人性进行反思后的一种创作态度。他批判“文革”，批判现代生活，嘲讽愚昧，揭露人性中最隐秘的虚伪、欲望与个体最本能的原始生命力等。然而，他的思考不仅仅停留于此，在他的思力下，人物的命运如流星一般划过，灿烂辉煌过，生命气息勃发过，为人生的爱情与理想奋斗过，但最终还是归于沉寂、萧条与颓败。如筱燕秋最后穿着薄衫淌着血在大雪中唱戏，林红冲着张国劲尖叫“我就是喜欢这样，我就是想弄得一身脏”；还如吴蔓玲一边紧紧咬住端方，一边含糊不清地说“端方，我终于逮住你了”。这种令人心疼的结尾表达的就是毕飞宇悲悯的思考，是对人性诸如爱欲、理想、自由的难以释放的深切惋惜，更是对生命的本质如文化归属感、个体存在感的模糊与迷茫的哀叹。

　　总的来说，通过上文的分析与论证，可以得出结论，毕飞宇小说中的悲悯意识是作家本身对现实、人生、人性与生命思考与批判后的价值观与创作观的体现；这种悲悯意识隐秘而又深沉，浓厚而又无处不在，体现了作家在感悟了人生的悲剧与苦难后依旧孜孜不倦地去探索、奋斗、抗争的积极心态，以期找到人性的复苏与解放、生命本质的认可与回归。这种悲悯意识于创作而言，如远航船队上的重石之于航海的重要性一样，使作品变得更有质量与深度，作品也能流传得更远。这种悲悯意识在当今社会也是一剂镇静剂，让越来越浮躁虚假的人心能够在爱与同情的感染下找到内心的安定。

　　参考文献

　　[1] 黄念欣，毕飞宇.简单、丰盈、清澈、深邃[J].中国作家，20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