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主题辨析

　　摘 要：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历来有爱情说、讽喻说、双重主题说、隐事说、感伤说、无主题说等。本文对形成多个主题的原因进行分析，从爱情说和讽喻说的对比分析入手，兼及分析其他主题，从人生这一角度得出其抒发盛世不再、爱情毁灭的人生感慨的主题意蕴。

　　关键词：《长恨歌》主题；对比分析；人生角度；人生感慨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1-0010-01

　　一、《长恨歌》主题研究现状及其成因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爱情说、讽喻说、双重主题说、隐事说、感伤说、无主题说等，主要是前三种说法。导致主题争论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从作品创作来由方面，陈鸿《长恨歌传》对《长恨歌》的写作目的进行阐释：“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指向讽喻说；而白居易将其归入感伤类，指向爱情说。

　　二是从作品本身看，既有帝妃二人寻欢作乐的描述，又有二人生离死别、情深意切的描述，揭露和爱情都有显现。

　　三是从文学主题本身的特点来看，文学作品的主题具有内含意蕴的丰富性，这就为双重和多重主题说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文学主题具有审美蕴含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集中而突出地体现在作品的客观意义与作者的创作意图的不一致。”如关于《长恨歌》主题的“形象大于思想”说，认为作品创造的艺术形象所显示的客观意义溢出了作者主观设定的讽喻主题，就是对文学主题这一特点的具体运用。

　　除了以上三方面原因之外，研究者自身的学识和思想倾向、不同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因素都是导致《长恨歌》主题至今没有定论的客观因素。

　　这种情况是否意味着《长恨歌》的主题永远没有定论呢？我们认为，对《长恨歌》主题的争论属正常现象，是研究者不断“证伪”，逼进“真相”的过程。笔者拟通过对“爱情说”和“讽喻说”的对比分析和对其它学说的辨析，从人生这一宏观角度对其主题思想进行探析。

　　二、“讽喻说”与“爱情说”对比分析

　　笔者认为，作品主题是作者自身思想感情在作品中的融注，所以切合作者自身和作品本身进行主题探求较为科学合理，以下从这两个方面对两种主题进行对比分析。

　　其一，从对作品的创作动机的表述看。陈鸿是作者的朋友，他在《长恨歌传》中有“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的记载，意指讽喻。而作者把其归入“感伤类”，而没有归入“讽喻类”，并在自己的诗集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关于“风情”一词的涵义，胡可先在《白居易〈长情歌〉爱情主题考论》中经考辨认为：“风情”指风流生活或男女之情，“一篇长恨有风情”中的“风情”指男女之情更接近作者原意。对照作者和他人的两种不同的说法，我们更愿意相信作者自身的说法。

　　其二，从作者的生平经历看。白居易所处的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政腐败的中唐时期，他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其讽喻诗指斥时弊，主题明确，《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是这方面的代表，而作者对流传于老百姓间的50年前的李杨爱情故事没有斥责的时代基础，也找不到讽喻的充分动机。相反，作者的情感经历中却有一段悲苦的爱情故事。戴武军在《白居易婚前恋情详考》一文中经考证证实：白居易与邻家女子湘灵二人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但遭到母亲反对未能如愿，曾几度写诗表达对湘灵的思念与爱恋，以及不能同湘灵在一起的遗恨。白居易与湘灵姑娘的恋情是刻骨铭心、生生死死、永不相忘的。这一段恋情对诗人以后思想的形成、特别是诗歌的创作，例如《长恨歌》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可见，作者作《长恨歌》极有可能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来抒发自己的爱情遗恨。

　　其三，从诗歌本身所反映的爱情与政治的关系看。关于李、杨二人是否存在真实的爱情，胡可先在《白居易〈长情歌〉主题考论》一文中用大量史籍资料对李、杨二人的爱情进行考察，认为“他们的爱情是真实的，真挚的，是基于共同的艺术方面的爱好而结合在一起的知音伴侣。”然而，因君王特殊的政治身份，过分沉溺于艺术的二人世界中必然导致朝政的懈怠，应该说与“安史之乱”的爆发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历史的真实角度看，大唐帝国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有其特定而复杂的历史原因，客观地说，“安史之乱”与李、杨二人的爱情故事没有绝对的关系，而时人乃至后人站在儒家传统观念的立场上，用“红颜祸水”的有色眼镜无限放大李、杨情爱与战乱的因果关系，为政治失利寻找借口，无形中形成了对诗歌中情爱描写讽喻意味的理解，由此可见，作者在作品中着重要表现的是爱情问题。

　　其四，从作品的篇幅特点和流传情况看。首先，作品前边少部分写“宠爱”，后边大部分写相思，尤其对玄宗逃亡归来后的情境作了情真意切、凄婉动人的大幅描绘，可见诗歌的侧重点在后半部分。如果诗歌突出表现讽喻的话，诗篇会侧重对事件的叙述，如作者的其它作品《卖炭翁》、《轻肥》等，又如唐代诗人高适的歌行诗《燕歌行》，卒章显志，篇末点出讽喻主题，而长恨歌与此不相符合。其次，从作品传播的角度，唐宣宗《吊白居易》诗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长恨歌》在当时妇孺皆知，影响很大。白居易在对自己诗歌的评价中说：“世之所重，仆之所轻也”，“世之所重”应指《长恨歌》等诗作，而诗人为何“轻”之，是因为诗人是关心国事、心念苍生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所看重的是通过讽刺诗讽喻国事民生，发挥政治上的美刺作用。由此可推知，作者所轻的《长恨歌》等诗应不具备讽喻的作用，这也和作者把它们归入感伤类诗两相印证。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基本上排除了讽喻说的合理性。

　　三、对其它主题说的辨析

　　前边的分析否定了讽喻说，同时也就否定了双重及多重主题说，因为讽喻说一被否定，双重、多重之说自然不复存在。与此相关的还有“有情婉讽”说，其归根到底还是“讽喻说”，至于无主题说更是站不住脚的，它不符合文学作品的内容构成。“爱情说”认为作品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故事的叙述，表达了对爱情的歌颂。陈允吉在“爱情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感伤说”，他在《从〈欢喜王国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结构》一文中说：“安史之乱”后的一代中唐知识分子和大多数群众忆念“开元盛世”，哀悼理想社会失去，痛感“中兴”成梦。这是一件沉痛地压在人们心头但又无可挽回的恨事。白居易凭着他对现实生活的体现和过人的敏感，很及时地发现了它的深邃意义。《长恨歌》作为一首感伤诗所能激起如此大的反响，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通过李、杨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故事的叙述，传递和渲染出了中唐整整一代人的恨世事变迁的感伤情绪。涂小丽在《回本溯源——论〈长恨歌〉的感伤主题》一文中也主张“感伤说，”指出：“《长恨歌》作为一首感伤类诗歌，它的着力点不仅是传播了明皇和杨妃二人的千古情事，也不仅是流露出对美好真挚爱情的极大感伤，从更深层次上而言，则是一种对人生孤独感的体悟，暗含了人类的生命终极孤独体验”我们认为，作者创作《长恨歌》不是侧重对李、杨二人爱情的歌颂，而是侧重对爱情毁灭后的“长恨”，抒发一种人生感伤，从诗名中的“长恨”和作者把该诗归入感伤类的“感伤”等字眼，可以体察到这种感伤情绪。因此，“感伤说”比“爱情说”似乎更有道理，更接近主题的“真相”。但是“感伤说”没有感伤内容的明确指向，作者感伤的对象是什么？前面两位持“感伤说”的学者对其表述的并不相同，笔者认为，搞清了感伤的指向是探求作品主题的关键。

　　四、从人生的角度对《长恨歌》主题意蕴的探求

　　胡山林在《文学与人生》一书中提出了“人生的两难选择——利害与感情”的命题，认为“人世间美好的亲情、爱情、友情，一旦面临利害的考验，这些感情又会非常脆弱乃至毁灭”这里的利害可以是经济方面的，也可以是政治方面的，它为我们提供了探求《长恨歌》感伤缘由的的思路：从最广阔的人生视野去审察。李、杨的爱情是美好的，美好爱情的毁灭造成爱情悲剧，才能起人的悲剧美感和感伤体验。从作品叙述的故事来看，造成爱情悲剧的原因是无常的政治命运，“安史之乱”的政治突变使李、杨的爱情遭受毁灭。从人生的角度看，如果说《琵琶行》抒发了作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有关命运无常的人生感叹的话，那么顺着这一角度可以得出：《长恨歌》通过经济学论文处于政治风云变幻下的李、杨爱情故事的描述，抒发了作者感叹盛世不再、爱情毁灭的人生感慨，这一感慨由感伤而生发，把爱情、政治和时代熔铸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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