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章散论

　　摘 要：《论语》子路章以问政居多，如：子路、仲弓、叶公、子夏、冉有等，还有孔子因事而感，对政事所发的几则议论。另有，樊迟请学稼、请学圃、问仁，子贡和子路分别问如何为士等等，所问虽多，其要皆可归于政事，而为政的根本又统摄于仁。作为个体，君子日新之，时习之的是仁；作为群体，家、国所流布之，推广之的还是仁。至于君子小人之辨，士之行履，兵戎之施，德化之期，也都是以仁、为政所显现于事相者。

　　关键词：《论语·子路》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1-0006-02

　　子路问政有两则。

　　其一：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其二：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我们都熟悉孔子因材施教，因境施教的方式，在这里可以很鲜活的看出来。子路好勇，往往有意气之论，躬行践履也偏于激进，不够周全。如《先进》章，子路答夫子之问，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此番情景，可见子路言语有失轻遽，气魄大而不够沉密慎重。故孔子教以为政，曰：先之，劳之，无倦。正对治子路疏略处。下面，子路又进入另一个情景，他问卫国国君为政，应先做什么？当孔子答以“正名”时，子路又忍不住笑老师迂阔，而夫子又训斥他“野”，不知道卫国当时的痼疾正在“名不正，言不顺”上。我们由子路的两次问政，既可以领略孔子在“时境”中教育的趣味，又能看到圣人为政，只是以“仁心”拨正“妄心”，对子路，对卫君皆是如此。

　　说到“时境”和“仁心”，我认为恰是解读《论语》两大关键，而两者实际又回归一点：“时境”中所显现的正是“仁心”，而“仁心”又必在“时境”中流露。仁是每一个生命的当下，其心柔软通达，不滞不涩，在“时境”中随缘处中，不被坚硬的概念所包围，这也是“良知”当下呈现之义。

　　我们再举《子路》章的几则，以入“时”入“境”，去体会孔夫子的用心处：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前半句，孔子针对仲弓为季氏宰的“时境”，教以为政步骤，很是亲切。下文仲弓反问夫子：“焉知贤才而举之？”这顿然失去了当下的仁心，把“举贤才”看作一种律令手段了，而不能反躬切己的用“思”，故仲弓所问，似乎把举贤普遍化，但实际上正是计较之心生，反而私小。孔子对曰：“举尔所知”，恰在这不用心机处，通于天理之纯全，故无私。在朱子集注中，程子曰：“人各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义，则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顺着程子“一心可以兴邦”的话，我们看定公与孔子的问答：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这是人们爱讨论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典故。孔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是幾微，玄窍。《易传》曰：“幾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知幾其神乎。”这与西方文化中线性因果律有着根本不同的旨趣。定公和仲弓恰在讨论为政、治国上失去了仁心的“幾”，而误入了线性思维的“机械”。孔子常常慨叹的“民鲜能久矣”的中庸之道，也是这“幾”的显现。念念识得此“幾”，治国之道，亦在其中矣！《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者也，可不慎乎？”由此可见，孔子说为政、为君、兴邦、兴国，皆不出乎人的本性仁心的显发，盛德大业，只是此一念扩充而来。发乎于念虑之微的觉照，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明达。《大学》所说的由明明德，至亲民，至止于至善即此。《子路》章还有几处表达了这种意思：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以上各条都阐发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还有有趣的一则：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是孔子辨“直”的一则公案。究其实，便是“法”与“仁”之辩。叶公重于法律，孔子本于仁德，“仁”者，必从亲切处得来，亲其亲，后亲民，民胞物与为极则。但是小民只知道受风气影响，不能由“亲”字，扩充增上，却成就其私己之心。欲其直，反而罔；欲其真，反而蔽；欲其诚，反而陷。而法治的“直”，又走向了另一端，不讲亲疏，每个人都是契约的认同者，虽然冰冷、坚硬，却更易达到一种机械化的公正。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人失去了那入于幾微的仁的境界。西方文化在此路上行之甚远。

　　以上由孔子的教学法说到“时境”，又阐明“仁心”乃是从“时境”中当下呈现，以及仁在为政中的应用，接着又因“直”而引发出“仁”、“法”之辨。如此种种，孔子无非是让人心回到一个自然生发，天真活泼的状态，或曰“仁”，或曰“诚”，或曰“明德”，或曰“中庸”，不过一事的不同指称而已。但孔子慨叹，这“中庸之道”是不易体证的。下面一则语录孔子即说：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朱熹注解说：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盖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谨厚之人，则未必能自振拔而有为也。这是孔子对教育学生所发的感慨，不偏不倚，从容中道的人才太难见到了。他身边的七十二个贤才也多有偏失：孔子在《论语·先进》篇中，概括四个学生的性格时说：“柴也愚，参加鲁，师也辟，由也官。”还有我们熟知的子路伉直好勇，子贡利口巧辞等等，只有颜渊最合乎中道，可惜早亡，令孔子一哭再哭。孔子在教学时，每每也在让学生们警觉，回归中道。比如在《论语·泰伯》中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乱，直而无礼绞。”在《论语·尧曰》中孔子“尊五美”，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在《述而》一章中，孔子的学生赞誉他时也说：“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我们看到，夫子在“中道”不易得时，退求其次，在“狂”与“狷”中选拔人才，他更看重“狂”，因为狂者能“自振拔而有为也”。我认为朱熹的评语真是深得夫子用心。曾点和孟子是得孔子“心法”的，曾点在谈其志向时，“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论语先进篇）”，很是放旷洒脱；再看孟子见善言善行便“如决江河，莫之能御也。”这正是“不待文王而后兴”的气质。孔子讲“仁”，必由乎行止率真、感发挚诚而来，他对狂者的偏爱是很自然的事了。

　　孔子是极其厌恶“乡愿”的，称之为“德之贼也”。下面一段即是对这种“老好人”的批评：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仁心最忌伪善、曲陷、逢迎，仅为别人说好而活着，终是外求，不是自心的充盈丰沛，前者是得失之心，故偏私；后者是纯全之心，故正大。一念之差，悬隔霄壤。其实，从上一段，孔子赞“狂”，到此处呵斥“乡愿”，都能看出儒者为学的进路。

　　我大略摘引了《论语·子路》的一些话，皆是随兴而发的发表文章议论，把圣贤的“家什”推来挪去，毫不客气。幸好，朱子示读《论语》法：“玩索有得”。我亦乘兴而“玩”，随机而“索”，得与不得，非吾能知，仅散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