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心到边缘:《孤独的伦敦人》对“文化中心主义”的消解

　　摘 要：塞缪尔·塞尔文的《孤独的伦敦人》是后殖民文学的代表作，它是作者试图将边缘文化推向中心文化的努力。本文试图分析小说中被殖民者话语权的植入、模仿人的出现和民族文化的弘扬以显示帝国霸权和“文化中心主义”的消解，小说让边缘民族和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孤独的伦敦人》；边缘；消解；“文化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8-0060-02一、引言

　　塞缪尔·塞尔文是著名的特立尼达作家。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关于伦敦和特立尼达的故事，属于流散文学，他因此也被誉为英国“黑人文学之父”。《孤独的伦敦人》是塞尔文著名的摩西三部曲《孤独的伦敦人》、《摩西登高》和《摩西迁居》中的第一部。它讲述了二战后西印度移民带着憧憬和美好的愿望来到他们认为“遍地都铺满黄金”的伦敦的故事。小说用克里奥尔英语详细描写了主人公摩西和他的朋友及族人在伦敦的工作生活和感情生活，艰难的生活让昔日的憧憬成为幻影。作为后殖民小说，《孤独的伦敦人》深刻揭露了殖民话语和文化霸权统治下被殖民者所处的困境和危机。同时，小说将处于边缘地带的西印度人纳入世界文学的舞台，赋予他们话语和行为的权利，让处于边缘文化的弱势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打破帝国话语霸权和“文化中心主义”的统治。

　　二、“文化中心主义”的统治

　　现代西方自殖民以来，利用其文化霸权和殖民话语，针对非西方世界施加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的影响。西方殖民地国家一直标榜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而认为非西方文化是未开化和低级的。他们在声称教化非西方国家的虚伪面具下，企图用殖民地文化统治非西方国家，从而确立他们的殖民霸权统治。这样，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便确立了其权威的统治地位。因此，被殖民地的国家长期以来倍受压抑，他们的文化渐渐地从被放逐到边缘地带。长期以来，同样用英语写作的非西方国家或者东方文学由于英语的不纯正也被排挤到边缘地带。他们只能扮演一种远离西方中心的“他者”形象，成为帝国中心的点缀物，其存在只是为了确立帝国主义的霸权统治的秩序。西方文化的霸权构造了落后和刻板的东方形象，而很多东方民族也接受了这种话语，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殖民地人民也因此陷入无所适从的矛盾中：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祖国的某些方面感到不满，希望在异国找到某种寄托；另一方面，由于本民族文化根深蒂固，他们又很难与自己定居并生活的民族文化和社会风俗相融合。后殖民理论的发起者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一书中认为，东方形象是西方建构出来的，“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由于“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利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为‘东方的’”。面对咄咄逼人的帝国霸权和“文化中心主义”，不少作家和评论家与之开展了不懈的斗争，其中有著名的流散作家库切和奈保尔等以及著名的评论家霍米·巴巴和萨义德等。

　　《孤独的伦敦人》便是消解“文化中心主义”和解构帝国霸权的小说。作为后殖民文学，小说采用多语言混合的叙述方式，创造性地形成了开放性、发散性的语言系统，成功地塑造出生活在伦敦的加勒比人的形象。塞尔文以消解中心为目的，在小说中植入被殖民者的话语权、塑造出模仿人的形象、弘扬加勒比海地区民族文化，让处于边缘的多元民族文化来消解以伦敦为代表的殖民者单一的中心文化，挑战和颠覆帝国霸权和“文化中心主义”。

　　三、《孤独的伦敦人》对“文化中心主义”消解

　　（一）被殖民者话语权的植入

　　由于殖民统治和文化霸权，被殖民民族的文化被排斥到边缘地带。他们在西方经典文学中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地位，处于边缘地带的民族的人民存在于其中也只是为了殖民者确保统治秩序而存在。在西方文学中，他们没有任何话语权，白人作家塑造沉默的他者形象以加深他者的在历史中的无形状态。作为帝国统治标志的标准英语也自然而然成为权利话语，而处于边缘地区的民族用自己的语言书写的文学则因为不纯正性而被排斥在世界文学之外。很多英语后殖民作家用英语写作，将后殖民文本植入到殖民者的文化体系中，使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因为这种侵入而成为杂交的语言和文化，从而消解或颠覆殖民者的文化体系。塞尔文在小说中运用民族语言和标准语言嫁接的方式，采用克里奥尔化的英语塑造了一批克里奥尔式的伦敦新形象，使读者重新认识一个由加勒比海地区西印度群岛黑人构成的“黑色”的伦敦。

　　克里奥尔英语是加勒比海地区方言和英语结合的变种的产物，它是对官方标准英语的挑战。通过对英语的戏仿和改造，塞尔文展现了加勒比海地区的通俗语言，以此强化边缘文化的价值，突出弱势群体的存在。在《孤独的伦敦人》中，塞尔文运用第三人称叙事，并使用西印度俚语（rab等）、省略（Brit’n）以及非标准英语语法（it ain’t have）等语言技巧，生动地再现了加勒比海黑人的话语风格，“作品的叙述语言也因而被称为带着克里奥尔面具的黑色叙述”。通过引入边缘文化和语言，作者为处于边缘文化的弱势群体开辟了一个话语空间，使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读者能听到边缘文化的声音。小说植入被殖民者的话语权，消解了帝国标准英语的权威性，缩短了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差距。它是一种反语言中心的语言，它在占统治地位的语言环境中产生，又反过来颠覆那种语言的中心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