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历史主义小说文本的生成(2)

　　熟悉余华的读者知道，在创作《一个地主的死》的同时，余华还写了长篇小说《活着》，二者共用了老地主掉进粪缸而死这一原初性的故事。{8}只不过在《活着》中这个故事是情节性的，而在前者中是结构性的。老地主两次掉入粪缸成为了主体故事（王香火引鬼子进入孤山最后同归于尽）前后的两个“夹板”，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套盒”结构。所以能够做这样的结构认定，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一个更大的互文系统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地主的死》的主体故事的“本源”，从而在文本生产的行为和活动层面，获得了一种“深入的领会”。《一个地主的死》的主体故事改写自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姚长子墓志》，原故事引录如下：

　　姚长子者，山阴王氏佣也。嘉靖间，倭寇绍兴，由诸暨掩至鉴湖铺。长子方踞稻床打稻，见倭至，持稻叉与斗。被擒，以藤贯其肩，嘱长子曰：“引之舟山放侬”。长子误以为吴氏之州山也。道柯山，逾柯岭，至化人坛。自计曰：“化人坛四面皆水，断前后两桥，则死地矣，盍诱倭入？”乃私语乡人曰：“吾诱贼入化人坛矣，若辈亟往断前桥，俟倭过，即断后桥，则倭可擒矣。”及抵化人坛，前后桥断，倭不得去，乃寸脔姚长子，筑土城自卫。困之数日，饥甚。我兵穴舟窒以诱之。倭夜窃舟为走计，至中流，掣所窒舟沉，四合蹙之，百三十人尽歼焉。乡人义姚长子，裹其所磔肉齑，葬于钟堰之寿家岸。{9}

　　这种不动声色的改写，才是《一个地主的死》这篇小说最为隐蔽的本源之秘。只要简单对照，就会发现：《一个地主的死》还留存着前文本的一些痕迹，如主体情节和地主的姓氏等。余华的改动和加工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抗倭故事改成了抗日故事；二、细节的改写和扩展，如“以藤贯其肩”，被改写成用铁丝血腥、暴力地穿透王香火的两只手掌；三、必要的删节，前文本中“我兵”计歼敌人的情况被删除，后文本则暗示鬼子最终会冻饿而死；四、故事主要人物阶级身份的翻转，前文本抗倭者为雇工，后文本抗日者为地主少爷，雇工孙喜则变得卑怯猥琐、趁危取利、令人不齿；五、通过快速的视角转换，情节主体被分割成若干段落，故事本身已然“面目全非”。如仅从文本表面出发，余华的改写肯定会被忽视，而这一改写行为，对理解《一个地主的死》，认识它在余华整个创作进程中的作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三

　　以改写方式进行创作，是现代作家经常采用的写作方法之一。在这类作品中，《故事新编》《月下小景》《聊斋新义》等都已成为人们经常提及的经典，鲁迅等人在语言、结构、文体方面的探索和实验，很好地开拓了现代小说的艺术空间，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新的可能性。但是，一旦考掘出小说的前在文本，余华的《一个地主的死》却让我们看到了文本所隐含的内在冲突，也让我们对该作的解读由一般性的“解释”进入到了一种“阐明”状态。{10}

　　在前面的解读中，新历史主义是我们树立的一个基本的认识视野，余华也的确在情节结构、细节等方面实施着对以往主导性历史叙述的解构。在以往叙述中，抗日这段历史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领导权；二是阶级基础。而后者是前者能否合法化的基础，也是《一个地主的死》想要加以解构的地方。如此，也就能够明白，余华为什么在小说中刻意强调每个人物的阶级身份了，只不过《姚长子墓志》的出现使我们认识到，这种阶级身份的设计是通过对真实历史事件中相关人物阶级身份的直接的翻转来完成的，实在是一种“偷梁换柱”之举。这倒让我们想起了马克思那段有名的话：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眼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事物并创造闻所未闻的事物时，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11}

　　当然，这里所谓“先辈们的传统”和“亡灵”，并不是指余华借鉴、参照了张岱和他的《姚长子墓志》，而是指他的“偷梁换柱”在实质上与以往主导性历史叙述并无本质差别，都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阶级身份决定论。虽然最终结论截然相反，但余华在《一个地主的死》中的文本操作，只不过是抗日历史叙述中“阶级身份决定论”这个“亡灵”的再次现形而已。

　　比较同一时期莫言、叶兆言、刘震云等人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一个地主的死》还不是一部成熟之作。把它和几乎同时完成的同源异构的《活着》放在一起，《一个地主的死》更像是余华探索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必然付出的成长的代价。然而，正是在这个成长、探索的进程中，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意识形态本质能够得到更为清晰地呈现。在余华以往创作中“非历史主义的超然性”{12}有多方面的表现，如冷静、不动声色的暴力叙述；强调自我对世界感知的终极目的是“消失自我”；强调“世界自身的规律”，追求非人格化叙述等等，特别是他对“现在”的强调，突显了极强的非历史化倾向。正如余华所言：“事实上我们真实拥有的只有现在，过去和将来只是现在的两种表现形式。我的所有创作都是针对现在成立的，虽然我所叙述的所有事件都作为过去的状态出现，可是叙述进程只能在现在的层面上进行。”{13}这样的观念让我们看到，余华的创作转向新历史主义有其自身的必然性。

　　四

　　余华的创作转型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转型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余华创作转型最根本的原因与最具决定性的力量，还是来自他的创作所遭遇的困境与其作品内部所呈现的冲突和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摆脱困境的过程，一个超越内在冲突和矛盾的过程。就创作进程而言，余华曾经历过两次比较大的变动：第一次发生在1986年，此前的创作在余华眼里不值一提，而《十八岁出门远行》让他“隐约预感到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即将确立”{14}，此后余华便进入了人们非常熟悉的先锋写作；第二次发生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余华摆脱先锋姿态、呈现新的创作倾向的转型。

　　前文对《一个地主的死》的分析，通过对余华小说创作所遭遇的伦理困境的揭示，特别是对他作品中内在矛盾和冲突的呈现，笔者更倾向于将后一次转型的事件定位于1992年，而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一个地主的死》和《活着》中，余华从一个同源故事（老地主掉进粪缸而死）出发，对不同叙述结构（共时与历时）所具有的叙事能力进行的探测和实验。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地主的死》所具有的独特的认识价值：《一个地主的死》是一部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文本，在创作中，余华贯彻着既往的艺术追求，强调“现在”，强调“记忆的逻辑”，使用时间的分裂、重叠和错位，{15}试图以“历史”向“现在”叠加的共时性叙述，解构、颠覆既往的主导性历史叙述。但是余华自己十分清楚，《姚长子墓志》一旦作为前文本被发掘出来，《一个地主的死》内部深深隐藏着的“阿喀琉斯之踵”便会暴露无遗，自己所实施的解构和颠覆也就难以逃脱被解构、被颠覆的命运；在另一个探索方向上，《活着》的叙述回归自然时序，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进程中，让历史自身呈现自己的荒诞和苦难。

　　在一定意义上，《一个地主的死》促成了一个成熟的新历史主义文本——《活着》的生成，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也成为了余华先锋转型后一个必然的桥段。

　　{1}新历史主义小说出现于1980年代中后期，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在1990年代初才被引介到大陆。可以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家固有历史激情与外来理论的历史耦合。新历史主义理论不仅使“新历史主义小说”获得了命名，而且使后者获得了理论的合法性，并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学思潮。

　　{2}谢有顺：《缅怀先锋小说》，《文艺评论》1993年第5期。

　　{3}[德]马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选集》（上册），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7页。

　　{4}刘恪：《先锋小说技巧讲堂》（增订版），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219页。

　　{5}[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6}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7}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8}就写作时间看，《一个地主的死》完成于1992年7月20日；《活着》完成于同年9月3日，但前者是中篇，后者为长篇，已经很难厘清两篇小说使用同一个故事时的前后因果了。如从结构方式看，把两篇小说理解为余华从一个同源故事出发，做不同结构方式的探索最为合理。

　　{9}张岱：《姚长子墓志》，《琅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02页。为纪念姚长子，时人将“化人坛”改名“绝倭涂”，被拆毁的前后两桥重建后分别命名为“得胜桥”和“万安桥”。1937年6月，当地在绝倭涂建“姚先烈绝倭纪念碑”，现已成为绍兴有名的旅游景点。1950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也曾出版过连环画《姚长子》。余华是海盐人，母亲为绍兴人，他有多种途径接触到这个故事，从文本所涉细节看，余华改写的主要参照和依据应当是张岱的《姚长子墓志》。

　　{10}这里解释的意思是指：我们试图弄清言说者究竟说了些什么？以及他如何实际地理解他自己所说的话？而阐明的意思则指：我们试图弄清楚这些话所具有的就连说话者本人也没有意识到各种隐含意义。

　　{11}[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12}[美]布鲁克·托马斯：《新历史主义与其他过时话题》，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13}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14}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15}这种以“时间”作为“世界”的结构的叙述方式，在《世事如烟》《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小说中也有运用，但是这些作品的形式、技巧和结构并未成功解决余华在先锋性叙述中所强调的“真实”和“感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