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病残视阈下卢照邻的文学书写(2)

　　1.患病前期道教色彩鲜明

　　唐代统治者从统治的需求出发，从高祖李渊起就大力扶持道教，高宗乾封二年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大力促进了道教的兴盛。初唐时期道教在理论建设、道教科仪和炼丹术等方面就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孙思邈、李荣等代表人物。在这样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卢照邻早年也曾关注过道教，但从现存的作品中来看，卧病之前他并没有明确流露出对道教的信奉之意。卢照邻有诗《赠李荣道士》一首，写于因横事被拘获释后，诗中对李荣能得到皇帝的重任感到非常钦慕：“锦节衔天使”、“应诏佐明君”，但并无皈依之意。卢照邻转而信奉道教的初衷还是出于治病的需求。患病初期曾服用过隐士的玄明膏，但因家贫不得好砂，只好用马牙颜色微光净者，又正逢父亲去世，使得病情加重，以致三四年羸卧苦嗽。为了治病，他以弟子之礼拜见了孙思邈，孙思邈是当时著名的医师与道士，当时已经九十二岁，但仍试听不衰，形神甚貌，在卢照邻看来“可谓聪明博达不死者矣”。他虔诚地相信这位如同神仙一般的医生能拯救自己。虽然，最后卢照邻的希望落空了，但孙思邈也详尽地为他讲解了对“高医愈疾”“人事奈何”等问题的看法，富有道教色彩的答案虽然没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却对卢照邻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后来卧病东龙门山时潜心学道，文学书写也是道家特色明显，正如《羁卧山中》诗所言：“紫书常日阅，丹药几年成。扣钟鸣天鼓，烧香厌地精。倘遇浮丘鹤，飘凌太清。”俨然道家弟子口吻。

　　2.患病后期佛教思想占主导地位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至唐代已取得发展，但由于唐初道教兴盛，唐高祖明确规定：“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佛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卢照邻早期也是比较信奉道教，他在《赤谷安禅师塔》中说：“高谈十二部，细五千文。如如数冥昧，生生理氤氲。古人有糟粕，轮扁情未分。且当事芝术，从吾所好云。”“事芝术”指服药求仙，可见此时卢照邻对道教的长生术比较感兴趣。但随着后期到了卧床不起的残疾状态后，思想逐步产生变化，他越来越感觉到依靠道术恢复健康是不可能实现的，唯有将希望放在来生，故他此时的文学书写佛教色彩浓厚。《寄裴舍人诸公遗衣药直书》中卢照邻叙述自己“晚更笃信佛法，于山下间营建，所费尤广”。《五悲文》中的《悲人生》是卢照邻由道入佛的代表作品，文中卢照邻对“儒”“释”“道”三教展开全面思考，他认为儒教“夸耀时俗，奔兢功名，使六艺相乱，四海相争”，不如佛教所推崇的舍弃布施，舍小我而救众生于苦海。至于道教“呼吸吐纳，全身养精，反于太素，飞腾上清，与乾坤合其寿，与日月齐其明”也是错误的，因为“不生不住无所处，不去不灭无所穷”。文章最终以“儒道二客离席，再拜稽首而称”结尾，表明在卢照邻的思想中佛教战胜了儒教和道教，这是卢照邻对现实的失望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精神寄托的强烈需求。

　　三、以骚体最为出色

　　卢照邻的作品流传到宋、明时已多散佚，祝尚书的《卢照邻集笺注》记录了各类文体一百三十余篇，病残时期的体例有骚、诗和书等，其中以骚体最为后人所重。骚体滥觞于屈原的《离骚》，后来仿效离骚的文体被称为骚体。卢照邻病残时期的文学书写多为对个体人生的反思总结，后期又多次探讨了“人生”“命运”等终极话题，相比篇幅短小和格律谨严的诗歌，篇幅较长和形式比较自由的骚体更适合这类主题的书写，《释疾文》和《五悲》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五悲文》共五篇，详细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并通过对比古今和自己人生的前后变化，阐释了对才能抱负、时运变换、人情冷暖、儒释道思想等方面的看法。《释疾文》是卢照邻病笃时的作品，其中多涉及到死亡的命题，故也被认为是其投水前的诀别之言。与《五悲文》不同，《释疾文》的篇幅较长，句式含“兮”，骚体特点更为明显。《粤若》中卢照邻回顾总结了人生经历，感慨自己是“有才无时”“有时无命”。面对这样的命运安排，他俯仰天地，然“天盖高兮不可问，地盖广兮不容人”，最终只能悲叹“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悲夫》则描述了种种“事有不可得而已矣”的情形，甚至羁卧在山间对旧友和故乡“愿一见兮终不得，侧身长望泪浪浪”。最后一篇《命曰》更是反问天地：“天且不能自固，地且不能自持，安得而有万物？安能而运四时？”末尾“倏尔而笑，泛沧浪兮不归”，可见其去意已决。这八篇骚作集结了卢照邻一生的坎坷与磨难，凝血泪而成，道尽古今才高位卑、壮志难酬之人的悲与叹，故《旧唐书》称其“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

　　明朝张燮于《幽忧子集题词》中悲叹：“古今文士奇穷，未有如卢之之甚者。”的确，卢照邻的人生之路充满了坎坷与磨难，病残更是将其逼入绝境，然卢照邻用其能令烟飞云动之笔书写着生命的感悟，留下了字字血泪然字字珠玑的优秀篇章，为初唐文坛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刘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