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关于“利”的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摘要：在传统文化断裂的现代社会，孟子的“义利观”渗透了其深刻的精神内涵，义利关系的失衡必然造成物欲的膨胀和自我精神世界的湮灭。对“上下交征利”所造成的社会伤痕的深刻反思，能够使现代人在追求文明的时候真正完成自我精神的救赎。

　　关键词：孟子；市场经济；上下交征利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7-0007-01商品经济大潮的翻卷，社会政治体制的僵化，人们的思想精神价值观念在发生着急剧复杂的异变，道德理性也受着猛烈地冲击。因此，研究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对“义利”有着深刻思想的孟子的解读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一

　　据史料：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开篇即围绕义利之辩，将义摆在了利之上，后人理解孟子的义利观，通常认为孟子的鲜明立场是重义轻利。另有，君臣、父子、兄弟“怀利以相接”而国家不亡的“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后儒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像司马迁这样的观点：“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孟子荀卿列传》），朱熹释之曰：“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确实如此，孟子始终强调“义”的首要价值取向，但是要注意的是，孟子始终围绕的是“义利之辩”而非“义利”的截然对立。

　　要明辨孟子“利”的思想，必须首先辨明其“义”的意义。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下》）“羞”和“恶”与善恶的分辨有关。善恶不分，己为恶不知耻，他为恶而不憎，即没有羞恶之心。只有首先有善恶之辩，并且把握好善恶之度，才能全羞恶之心，也就是“义”。“义”就是一个标准, 是一个判断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伦理规范的标准，同时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精神支柱。针对“义”，孟子主张“怀义去利”“舍生取义”，将义放在生命的高度之上，即把人的精神价值提高到首要的地位，认为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这一点是公认的。

　　那么，孟子的思想，是否像后人理解的那样只讲义而完全不讲利呢？事实上，我们只能说孟子具有明显的重义轻利的倾向，即在义利产生矛盾的时候决然选择义，而非重义弃利。孟子的“制民之产”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孟子曰：“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 放辟邪侈, 无不为己。”因为他认为对老百姓来说, 首要的是解决生存问题, 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 老百姓才会有恒心。他的这一思想肯定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于人的道德行为的决定作用, 是正确的, 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由此可见, 孟子并非不讲利，他所反对的是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私欲而“趋利”的行为。孟子敢于提出让国君讲仁义而避谈利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作为统治者，绝不能急功近利，只顾眼前的小利而牺牲了大义，尤其是眼中只会无限放大利的作用而忽略了人民才是社稷之本。当然，相信孟子强调义的深远作用也是为了获得精神之利进而达到物质之盛。孟子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必须先义后利，见利思义。

　　在正确理解孟子的义利观的基础上，反观“上下交征利”这段话，我们会发现，国家把利、把财富作为治国的最高追求，或者作为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最有效手段，而不顾百姓的身心需求，甚至以损害人民的基本生存为代价，那么必然会上行下效，形成极端恶劣的社会风气，从根本上动摇社会的根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讲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名逐利确是人性的阴暗面，太史公对此参得极为透彻，孰不知后天环境的影响在这其中起到的极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人类的确都是利益的动物，但也是社会的精神价值观造就了“普遍自私”，为了生存人们只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奉为至理。由此国将不国，社会崩坏。于是，想要获得真正的文明，事实告诉我们，不是兵车之盛，不是物质富裕，不是欲望的不断地膨胀，而是获得精神价值观的内在深化，因为这是一切文明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