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再解读(2)

　　3.双重心境，内蕴深沉。

　　对此诗句两种看似矛盾的解读，应当视为一个失意天才特有的、合理的双重心境。在这里，诗人失败之后依然渴望功名的用世之心展露无遣。这种心境实际也是一种儒道结合的表现，李白虽未生逢乱世，但他一生所受的打击和挫折，主要源于自我那种孜孜不倦的进取之心，青史留名的意愿同光阴逝者如斯的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反差。诗人对自己的现状是有清醒认识的：本句下化用陈王曹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的典故（《名都篇》），于众多嗜酒者中实写陈思，不仅是出于同情，更在于他在自己的身上看到了陈王的影子，主观上说，李白不愿意自己上演陈王的悲剧。

　　从深层意义上探讨，古之圣贤名士的不得志之叹，大多是因为他们以其对时代弊端敏感洞察，对自我人生清醒、透彻的关照，引发出一种对时代、对人生普遍意义上的悲慨和怜悯。这种心境又迫使他们与所处的环境甚至自身的存在进行抗争，有时在他人眼中，还呈现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姿态。在“不为圣贤”或“自比圣贤”的双重心境之后，隐藏着的乃是一个无比清醒的、为生命而痛苦挣扎的主体。这种情感融入到整首诗中，展现出个体生命与整个宇宙抗争时所迸发出的一种壮美力量，又盘旋交织着一种悲壮沉雄的生命意识，从而引发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共鸣。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是在自嘲，也是在自我安慰。双重的心境交织融合，在轻描淡写间不经意透露出诗人清醒而不安的内心，让人们领略到，李白在创作这些不朽诗篇的时候，每一句话都融入了自己的生命，既表现了独特的精神风貌，又痛快淋漓地表达了千古失意文士郁积心中的怨闷。

　　三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对《将进酒》文本的再解读也有诸多启示。即通过这种“文本细读”的方法，使我们在前人之外，找到对古代诗歌名篇的感知空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也许李白进行创作时，并未顾及诗歌多重内蕴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后世读者进入他的创作空间，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阅读经验对其进行新的阐发。任何文学史经典的生成都有一个历时性的过程，经典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单一性，而在于它潜在的多元性，使其内蕴在被接受、阐释的过程中不断累积叠加而趋于深厚。

　　从理论角度说，作为一个概念的“文本细读”法渊源有自。它是二十世纪前半期由英美“新批评”派提出的术语，一度运用于文学批评与教学领域。“新批评”派的评论家们把文学文本阅读与批评的目的当做“是对文学作品做出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细致、深入、反复的阅读的基础上”[8]。如该流派的代表者瑞恰兹特别指出，人们在读诗和论诗时会受到很多与阅读对象本身无关的外界因素，所以在对文本进行解读前，应当反复投入地阅读，他认为虽然对一首诗读过几遍，“但只是引起并维持了对这首诗的一种反应或是没有引起任何反应，所得的印象只是面前纸上的一堆字，那么这一次几遍就只能算作‘读了一次’”[9]。虽然这一理论及其实践过程，由于过于强调文学作品本身而割裂了作者、读者及文本背景之间的必然联系，招致批驳，影响逐渐式微。但其对于文学作品解读的合理因素，如对文本的尊重、作品阐释细致入微的态度依然是值得借鉴的。

　　实际上从古迄今，中国读书人早已在各自的阅读接受中实践着文本细读的范式，例证不胜枚举。如朱熹云：“大抵观书先需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10]如果说朱子所述之“书”的外延稍显宽泛，那么文学史家程千帆先生青年时的一件经历，则专门是针对读诗而言的。他回忆道：“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到胡小石先生家去，胡先生正在读唐诗，读的是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讲着讲着，拿着书唱起来，念了一遍又一遍，总有五六遍，把书一摔，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我印象非常深。胡小石先生晚年在南大教《唐人七绝诗论》，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11]这两则实例，均与新批评派“文本细读”的内在精神不谋而合。但是细究其里，又有一些差别：中国传统的文本细读，并非脱离文本创作背景及作者本身的单独存在，相反，它非常重视对文本创作背景的把握。既然诗人的本领在于把心中的情感说得细致入微、回肠荡气，那么读者通过细读进入其创作情境与情感表达的场域，与作家作品形成直接的对话，就是一种必然的要求。

　　本文所思考的“文本细读”，就是将上述两种方法合二为一、取长补短后的结合体。一方面注重对诗歌本身字句、语义、结构的分析，另一方面调动各方面的知识背景，还原环绕在创作外围的相关问题。即如上文对李白《将进酒》的再解读，主要建立在诗人彼时的创作心理及全文的情感表达主旨上，不仅要注重读诗时内心的体悟，而且要结合历史背景和相关典故对文本加以深入探讨，这样才能避免所得之见成为标新立异的无稽之谈。

　　综上所述，“文本细读”对于我们透视诗歌意在言外的内蕴，获得更直接和丰富的心灵感受，都是大有裨益的。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重宏观把握，轻具体分析的趋势下，合理使用这一方法，不失为增强教学效果的一种有益途径。

　　参考文献：

　　[1]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179-180.

　　[2]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225.

　　[3]徐增.而庵说唐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618.

　　[4]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28.

　　[5]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四部丛刊.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89.

　　[6]唐汝询.删定唐诗解.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7.

　　[7]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1909、1921-1922.

　　[8]李卫华.价值批判与文本细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30.

　　[9]I·A·瑞恰兹.实用批评序言.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64.

　　[10]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168.

　　[11]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