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颂》非屈原的绝命辞及其创作时间再探讨(2)

　　“在每一具体的文学创造发生阶段，创作动机的触发与外在机缘有密切关系。外在机缘即外在刺激物，它能使作家的内在蕴藉和奔突的热情找到倾泻的渠道，使原先焦躁不安的盲目驱力变为明确而坚定的意图，并把现实生活中获得的有用材料和艺术发现贯串起来，使文学创造由意图变为行动”。[10]P122具体就《橘颂》而言，“橘”就是“外在机缘”，“橘”是触发本篇的创作动机。从篇中描述的橘的叶、枝、果等外形来看，细腻逼真，如在眼前，屈原应是直接面对“橘树”这个“物”而创作的。由眼前之橘联想到橘之独立不迁，由此而感，创作本篇。这在理论上是解释得通的。

　　诗人面橘而作，还可以从诗人采用“颂”这种文体看出。研究《橘颂》的创作动机，不能离开文体。最早指出《橘颂》属于“颂”体的是南北朝时的文艺理论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颂赞》中说：“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喻意，又覃及细物矣。”指出《橘颂》属于“颂”体。至于“颂”体的特点，《文心雕龙·颂赞》说：“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雅容告神谓之颂。风雅序人，故事兼变正；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颂”的功能在于“告神”，因此文体风格庄严肃穆，这由《诗经》中的“颂”可以看出。屈原作“橘”之“颂”，可见橘树在楚国的地位并不一般。有学者认为，“橘”是楚国的社树、神树。“在楚人的心目中橘树本是社稷的象征，这值得一说的。据《论语·八佾》载：‘哀公问社。宰我对曰：社，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集解》引孔氏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楚地所宜之木为橘，橘树即楚社之木，故《橘颂》誉为‘后皇嘉树’。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楚国宗庙社稷中一定遍植橘树，且为楚人歌颂的对象”。[11]“《橘颂》所颂的‘受命不迁’的‘后皇嘉树’，即楚人社树”。[12]既然“橘”在楚国人民心目中有这么高的地位，那么，屈原在创作《橘颂》时就不可能是一般性的创作，而是在诸如某种“颂”“社树”的仪式下进行的。如果这种说法不错，那么诗人创作时就不能不面对橘树。如《橘颂》篇所说，“绿叶素荣”、“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精色内白”等应当都是现场看到的景象。从艺术创作的心理动机看，屈原作《橘颂》应该就是面对橘树，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三、屈原写作《橘颂》的年代。

　　上文已云，《橘颂》的创作时间是某一年的秋冬之际，但具体在哪一年，还要进一步考定。

　　《橘颂》的创作时间事实上是可以从文中找到蛛丝马迹的。文中说：“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关于伯夷，“决非尧时名臣伯夷”，[13]P18据《史记·伯夷列传》中记载，伯夷、叔齐，乃孤竹君之二子。其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后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伯夷乃是隐士守节的典型，屈原以伯夷为典范，实际上也说出了屈原的身份与此类似。

　　屈原有隐居守节的心态，《橘颂》应该写在《离骚》之后。因为在《离骚》中，诗人说“回朕车以复路兮”，又说“退将服修吾初服”，表示出退出朝政的意愿。退出之后，诗人表白“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这与《橘颂》说的“苏世独立”相似。又说“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与伯夷隐居守节相映成趣。不难看出，《橘颂》是写于《离骚》之后的作品。对于《离骚》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但金开诚先生作出的在楚怀王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前305-前303年）这三年之中的判断，[14]大致是不错的。

　　楚怀王二十六年之后，秦、楚两国连连交战，但郢都相对比较平静。楚怀王三十年屈原尚谏武关之会，彼时屈原尚未离开郢都，生活比较平静，这与《橘颂》中的情绪平缓相一致。到了顷襄王三年，子兰为令尹，“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列传》）。此后，屈原作品里的情感一直颇为激烈。《橘颂》的作期应该不会晚于顷襄王三年。这样，《橘颂》的作期范围就可大致确定，即楚怀王二十六至顷襄王三年之间。

　　至于具体在哪一年，有一件事应该值得注意，那就是楚怀王三十年的武关之会。《史记·楚世家》载楚怀王三十年，秦昭王约楚怀王会于武关。怀王对此犹豫不决，“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反复权衡之下，怀王决定赴武关之会。《屈原列传》载：“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但是“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怀王遂行。结果，“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楚怀王上当，屈原是尽了责的，所以在这件事上是没有过错的。《橘颂》篇说“不终失过”，或许指的就是这件事。这样看来，《橘颂》当作于怀王三十年之后。

　　综合起来判断，《橘颂》的创作时间应该在怀王三十年至顷襄王三年之间，即公元前299年至前297年之间。彼时，屈原已知得罪令尹子兰，心中流露出隐居的意向，同时坚持独立不迁的个性，故而准备效仿伯夷，隐居而守节。这应是《橘颂》创作的时代背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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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陈子展.橘颂解[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2）：28-34.

　　[3]曹大中.〈橘颂〉确是屈原绝笔[J].贵州文史丛刊，1987（3）：103-1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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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汪瑗.楚辞集解[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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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11]吴郁芳.《橘颂》作者为伯庸考[J].江汉论坛，1985（4）：58-60.

　　[12]吴郁芳.楚社树及荆、楚国名考[J].求索，1987（3）：118-120.

　　[13]周建忠.楚辞论稿[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14]金开诚.《离骚》创作年代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77-8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