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行书石刻的实用风尚

　　少林寺行书石刻作品的风格面貌随着书家的书写特点变化而变化，毋庸置疑地镌刻上了时代的烙印。这其中著名的有《皇唐嵩岳少林寺碑》、《三十六峰并序》、《黄庭坚达磨颂碑》、《“面壁之塔”刻石》、《“第一山”刻石》、《裕公宗师道行碑》、《少林禅师道公碑》等。

　　《皇唐嵩岳少林寺碑》，碑文分上下两列，上列刻太宗为秦王时教，字体楷书，其中“世民”二字为秦王（李世民）行签。《说嵩》评：“二帝之字俱遒逸有法可宝也”。唐太宗李世民，喜书艺，倡导了唐朝的一代书风，影响深远。他独尊王羲之书法，评其为“尽善尽美”，古今第一，以帝王之力确定了王羲之“书圣”的地位。因王羲之书法增损古法，裁成今体，文质彬彬，具有中和之美，风格符合唐太宗的文治理想和审美观念。唐窦臮《述书赋》称：“太宗则备集王书，圣鉴旁启，虽蹑闾井，未登阶陛，质讵胜文，貌能全体，兼风骨，宗法礼。”而唐太宗本人工行草，擅长飞白，书风成熟，气势豪迈，飘逸华丽。其认为临摹古人书迹，学古人书体形势是其次，重要的是求笔之骨力，而得到笔之骨力，那么形势自然便可生成，字的神采也便能生成。

　　唐太宗也可谓开启行书入碑之先河，《晋祠铭》、《温泉铭》为其代表作。《晋祠铭》笔势遒劲、气势磅礴，“全法《圣教序》《兰亭》而纵横自如”。《温泉铭》风格极似《晋祠铭》，但更为圆熟。而这方《皇唐嵩岳少林寺碑》中也可初见端倪：“世民”二字用笔轻松奔放，无拘无束，点画之间多有映带，翻折清晰明显，中锋取神，侧缝取势，自有一番帝王气势。从太宗始，中宗、睿宗、武则天都热衷书法，形成一股王世风气。而此碑下列为裴漼撰文并书丹，字体行书，秀劲媚态，书法修正，风格近似《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可见当时王氏书风的深刻影响。

　　《三十六峰并序》，字态极似苏轼之书，《碑帖叙录》有云：“字学苏轼，遒劲古雅，几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宋人书法本“尚意”，正如苏轼所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从《三十六峰并序》可看出，该碑行书字形扁拙，笔法欹侧，笔画略肥，章法错落跌宕，内容及风格可谓相得益彰。

　　《黄庭坚达磨颂碑》，此碑为黄庭坚题书，碑文为“少林九年，垂一则语，直至如今，诸方赚举”，意为赞扬达摩所创禅宗，至宋朝仍在广为传播。黄庭坚与苏轼合称“苏黄”，两者亦师亦友。黄庭坚学苏书，但也另辟蹊径，在吸收了古人留下的大量书法遗迹之后，又结合自己的实践，不断反省自悟进行创意性的学习和吸收，最终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新之路。观看此碑，点画提按起伏、粗细长短对比鲜明，中宫敛结，“今”、“直”、“年”等字长笔四展，欹侧取势，经过移形变位的处理，夸张拉长，愈发显现出撼人的气势。

　　《“面壁之塔”刻石》，笔法雄放遒健，《说嵩》评：“书史称经书‘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大字冠绝古今’，今四大字亦甚佳”。蔡京擅长书法，字势豪键，自成一家。但蔡京残害忠良，虽书法造诣突出，但后世并不推崇。

　　《“第一山”刻石》，该刻石上书法为宋代米芾行书，“第一山”三字的最大字径100多厘米，用笔俊迈，肥润而有力，一气呵成。三字笔意飞动，字势豪逸，“第”字字形纵长，“一”、“山”两字横画渐长，整个篇章形同山势格局，气势雄壮，不负“第一山“称号。

　　《裕公宗师道行碑》，此碑碑文31行，行70字，歌颂了裕公宗师的道行和住持少林寺的功德。碑文为赵孟頫书丹，字体行书。赵孟頫在元代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其精通诗文，谙熟道释，通晓音律，擅长鉴定，工篆刻，而绘画、书法成就尤高。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赵孟頫堪称中国艺术史上屈指可数的全才冠世之人。赵孟頫在书法上遵循古法、崇尚二王，其云：“若今子弟辈，自小便习二王楷法，如《黄庭》、《画赞》、《洛神》、《保姆》，不令一毫俗态先入为主，如是而书不佳，吾未之信也。（《宋元名人诗笺册》）”在《兰亭十三跋》中，他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因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熊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古不易，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强调用笔的同时，赵孟頫又非常重视“意”的作用，元蒙统治下的书坛，在赵孟頫的带领下走向了一股纯正典雅的古风。

　　《少林禅师道公碑》，字体行书，明朝董其昌撰文、书丹并篆刻，其内容主要颂扬道公禅师住持少林寺时之功德。《少林寺禅师道公碑》的石刻时期正是董其昌广泛地师取古人的发展阶段，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书风简静平和、空灵清润，结字森然灵秀，因势成形，萦绕得趣，显示出董事特有的行草风貌。其用笔虚和，韵致方生，生出“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的千变万化。此碑在结字上讲究精微、紧密而有势；在章法上，有松有密，增大了字、行之间的距离，而使整个篇章的疏密、虚实的效果增强，透露出淡雅禅意之感。

　　书法本是抒情的艺术，行书因其书写的便捷性、流畅性、简约型在后期的书法发展史中备受重视。行书的书写不会局限了书家胸中情绪、心中情感的抒发，其无论是在用笔、结体、还是章法上，都有着更大、更广泛的自由度、多样性和实用性，也恰好迎合了书家的“散郁结之怀”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明·赵涵.石墨镌华[J].卷二.

　　[2]历代书法论文选[J].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